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马叙伦十三岁时已辗转杭州周边跟随不同的先生读书，直到1899年一位范先生以活泼的教法才让他对读书产生兴趣，此时已是戊戌政变之后。那时他脑海中已形成了有关维新的模糊印象，但对维新“兴学”的具体内容却不甚清楚。“我在那时耳里早经听着‘康梁变法’的话，晓得变法是为什么。那时杭州已有了求是书院，是新式教育机关，我却没有晓得。”[1]对于地方读书人而言，“维新变法”是比较抽象的概念。马叙伦所在的养正书塾尽管订阅了《申报》《新闻报》和《中外日报》，但只限教员阅读，当历史教员把时事告诉“我们”，马叙伦才“不知不觉了解我们所处的时代了”。 这段维新时期地方读书人所经历的具体人生，不仅构造出重回历史现场般的细节，也提醒我们关注在康梁等维新巨子主导变法的叙事之外，还有地方社会的维新实践。美籍印度裔汉学家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在《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一书中指出历史本身有喧哗的众声和多层次的叙述结构，而“线性的历史”假设历史有明确持续统一的主体、历史分期和确定的进化性，这就会隐匿和压抑一些叙述[2]，因此他提出“复线的历史”(bifurcated history)研究范式，试图“打破历史叙述结构的中心地位或既定性”[3]，“在历史的缝隙和裂纹中去反读历史”[4]。复线的历史“视历史为交易的(transactional)，在此种历史中，现在通过利用、压制及重构过去已经散失的意义而重新创造过去。与此同时，在考察此种利用的过程中，复线的历史不仅试图重新唤起已经散失的意义，而且还试图解释过去是如何提供原因、条件或联系从而使改造成为可能的方式”[5]。 维新运动由康梁领导并推动，但它同时也是一场由遍布多地的多个主体参与的活动。据统计，1895年至1899年间，全国成立的学会有103个，分布于10个省和31个不同城市，全国兴办的学堂约150所[6]，中文报刊有一百一二十种，80%是国人自办[7]。“发生在北京的在思想层面的戊戌维新，在其时中国社会的变革大潮中，犹如浮在海面上的冰山一角，只是历史的较浅层次，更深的本体还在它的历史展开及由此引发的社会震荡之中。”[8]事实上，维新运动在很多省份不同程度地展开。无论是1891年写出《时务论》的宋育仁，还是1895年经李岳瑞寄来的康有为历次上书诸稿及《强学会序》《章程》，方知世有“康先生其人”的刘古愚，都暗示着在维新运动中参与主体的多样性，亦即历史发展的“复线”。正如王汎森所说：“我们书写历史，往往只着重当时的主调，而忽略了它还有一些副调、潜流，跟着主调同时并进、互相竞合、互相影响，像一束向前无限延伸的‘纤维丛’。如果忽略了这些同时竞争的副调、潜流，我们并不能真正了解当时的主流。”[9] 随着研究的深入，维新运动如何在地方开展的研究视角也逐渐打开。在个案研究方面，以对湖南的研究较为突出。梁启超加入时务学堂被认为开启了湖南维新的新局面，而湖南维新的宣传阵地有赖于湘、鄂、沪报人的“同人交推”[10]，维新思潮在湖南的集体化表达和在地发展离不开学会、学堂和报刊的一体化[11]。强学会及其序言所表露的价值取向，成为陕西味经书院办院的旨趣所在[12]。上述研究探讨了各省维新运动的人员构成与开展特征，但蕴含着由中心城市向地方传播的观点。无论是办报刊还是开学堂，经济基础好、人口众多的大城市具有优越条件，并成为维新运动开展的天然优势，但不应忽视的关键是维新的观念总是在特定的情境中生成，“地方性知识”的视角也应当纳入我们的考察中①，这种“地方性”不是士大夫以朝廷/国家为中心营造出来的文化观，将地方的历史叙述纳入国家话语的体系，而是将当地人的观点置于相对宏观的历史视野中去理解[13]。在这方面，刘熠讨论了在地方督抚、学政和州县官的推动下，四川的维新节律受朝局影响但在较大程度上不同于朝廷的情况，他们眼中的“变法”意味着由专学八股转向注重经学、词章[14]。对于“官方”和“西人”两边的疑虑是促成温州士人在维新风潮中发挥在乡能动性的重要原因[15]。这些研究体现了重新理解地方观点、知识传递和表达方式的努力，拓宽了维新运动地方实践的议题。 本文所指的维新运动并不仅仅是从1895年公车上书至1898年变法失败的短暂历史事件，而是倾向于将其看作一场持续性救亡启蒙思想的实践过程。因为维新运动思想资源的积累与酝酿的时间很难界定，对于不同地方而言“维新”的发生可能也存在“时差”。需要指出的是，发掘维新运动的地方化实践并非否认以康梁为首的维新派关键人物在推动历史进程中所作的贡献，而是探索“主线”以外的复线，以及地方的主体性[16]，从而实现对全局的历史的理解。 鉴于以上研究的启发，本文借助报刊新闻、时人日记、回忆录等史料，尝试探索维新运动的地方化实践，并回答以下问题：维新思想如何传入地方？地方维新的主体性有何表现？地方官员、士绅、普通读书人如何开展并理解维新运动？ 二、同步：维新运动向地方传播 引领维新事业发展的先锋《时务报》，是维新思想传递的重要载体和新式知识分子主要的阅读对象。1901年梁启超回忆《时务报》受欢迎的盛况，“一时风靡海内，数月之间，销行数万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17]。此种传播效果，离不开“遍在的士林”，让《时务报》得以跨出口岸深入内陆，建立起覆盖全国的发行网络。在京师、天津、保定、开封、西安、武昌、长沙等地，至少存在46个与梁启超、汪康年、黄遵宪等重要人物关系密切的亲友派报处[18]。但仔细来看，派报处大都设立在省府大市，鲜少直通县乡。尽管江西先后有四个派报处，但汪立元仍然坦言，“士大夫僻处乡隅，每以无从购阅为憾，甚至有不知《时务报》之名者。现除吉、赣、九江，外如饶、广及万载各处，均销报寥寥”[19]。毛慈望则表示《时务报》中的言论能够对中国现状对症下药，为忧国忧民的读书人所企盼，只是“递寄太迟滞，不免美犹有憾，未厌人意。即如第十五册，系去岁冬月出报，直至本月初始到都门，其迟滞可想”[20]。事实上，由于邮政和交通的局限，维新时期“无论书籍还是报刊，都很难确保稳定的流通管道”[21]。此外，各省学政虽饬令府厅州县订阅分发，但真正到手和传递的效果却有待考量。一些省份虽有通知告白，但无实际账目往来，札令是否被实际执行不能一概而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