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210 DOI：10.16057/j.cnki.31-1171/g2.2023.02.002 本文要讲的内容，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如何理解知识生产的秩序？二是这个秩序在数字和社交媒体时代面临哪些挑战？前一点主要是在理论层面的讨论，后一点以讨论一些实证的经验研究为主。最后，本文以“知识生产秩序”为切入点，针对同样作为知识生产领域的新闻实践和新闻与传播学研究，就其“失序”和“秩序重建”陈述一些相关的思考。 重新整理这些材料，我格外清晰地感到，自己讲的或者试图要讲的，很容易被看作是老生常谈：这都是常识性知识，哪值得一再唠叨？但是，如我之前在一篇文章(潘忠党，2018)中指出的，当作为我们日常知识储备、用以解读现实并生成理解的常识遭遇挑战，并因此需要重新提到前台来讨论时，这本身就意味着我们处在某种“失序”状态，意味着某种程度的行无所矩。若如此，重述常识、重建规章就不是祥林嫂式的絮叨，而是社会建设所亟需。 既然是重述常识，就难免讲些浅显的大白话，在一个时髦词汇层出不穷的学术环境下，这会显得缺乏“思想深度”，甚至有些“过时”。但是，言之有物和推崇学术时尚是两种不同的追求，虽然并非一定不相容，但时常会相左；思想深度并不来自无节制地引经据典，也不来自对公认“大师”的追崇。言之有物来自言之有据——经验证据的“据”，来自脚踏实地的现实关怀。对于新闻与传播学者来说，这就意味着选择经验研究，以及在经验观察的基础上展开理论升华，同时也意味着选择那些至少可能关照我们如何展开、提升和丰富公共生活的课题。 知识生产是有序的 我们以《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为例切入，探求其中可能蕴含的启迪。2022年10月23日，我在该报的网站上看到了这篇题为《他们的美国正在消失，如同特朗普，他们坚信自己被骗了》的报道。这是该报“民主面临挑战”系列报道之一，两位作者都曾获普利策奖，其中Michael H.Keller是专长计算新闻(computational journalism)的调查记者，David Kirkpatrick也是位调查记者，有担任《纽约客》事实核查员、报道阿拉伯之春、被《纽约时报》派驻华盛顿等经历。 两位作者知识背景和技能的组合，应是成就这篇报道的关键。报道以统计数据的视觉呈现、多张新闻照片和点面结合的文字叙事，展现了美国在得益于全球化数十年间一些小镇和乡村被忽略的现状。在这些地方，人口构成发生了巨变，从几乎全部为白人到不同程度(大比例甚至近半数)为非白人移民。这些地方的文化生活(譬如运动项目、节庆日的仪式、社区活动等)和权力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白人与非白人分享社会空间和地方行政权力。这些地方的经济曾经依赖制造业或采矿业，它们给这些小镇及附近的乡村提供了保障中产生活的稳定就业，但是在过去近30年间，这些行业萧条、企业撤离，留下的不仅是大面积失业，而且在有些地方是常年挖矿所遗留的黑肺病，雪上加霜的是，地方经济的衰退也使得本地的医疗服务得不到补充。凡此种种，令生长在单一白人中产社会、曾经沉浸于“美国梦”的本地居民深感失落。因此，特朗普带有强烈种族主义诉求的“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对他们格外有吸引力：这些地方很多白人成为特朗普狂热的支持者，反映他们的情绪和意愿、代表他们的参众议员绝大多数也是白人，他们当中很多人(包括8名参议员、139名众议员)，不仅没有谴责2021年1月6日特朗普支持者攻击国会山的暴动，而且投票拒绝认证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通过采用多种表现形态的生动叙事，这篇报道揭示了美国民主乱象背后的深层次成因，其中的经验材料分析、逻辑推理，与一篇扎实的社会学或人类学论文并无二致，虽然它没有运用什么抽象的理论概念或提出什么理论。不仅如此，报道的网络版还提供了方法附录，详列这篇报道的数据来源、数据处理人员的名单、数据处理中的统计步骤等。 这些文本特征，无一不凸显了美国社会学家赫伯特·甘斯(Herbert Gans，2018)所言：新闻实践(journalism)与社会学是相邻学科，①它们不仅研究和报道所面对的社会，而且都采用经验主义的取向。虽然提供的信息或知识类型不同、服务的直接对象不同，各自采用不同的运作程序、不同的语汇和话语风格，但它们遵循一些相同的认识论规范，譬如追求事实的客观和准确，践行专业群体同意且采纳的研究方法，而且相互引用对方、相互吸纳对现实的考察和洞见。 更进一步说，新闻实践和社会学都是知识生产的领域。当然，它们运作的场域有很大不同，新闻生产场域的他治力量更为强大(Bourdieu，2005)。一个社会的知识生产领域还包括科学的基础和应用学科、学院和非学院(如政策咨询、市场研究)机构的知识生产等，它们都以搜集各种经验材料、探寻各种未知、形成不同形态的理解和意义、建构社会的知识体系为核心职责。这些知识生产领域的集合构成了一个社会的认知系统，有学者将其称为“认知的基础结构”(the epistemic basic structure)(Kurtulmus，2020)。这些机构或领域各有特点，各有其特定的社会功能，但它们共享一些基本的认知规范，各自以这些共同的规范为基础，形成符合其领域特性的专业文化和运作程序，其中包括资料或数据如何采集、分析及整合，结果如何报告，如何论证其中的知识宣称等。 一个社会必须有认知的社会分工(epistemic division of labor)。简单地说，我们必须有专家，在不同领域、各自担当不同角色的专家。但是，不同领域之间、专家和外行之间、学者和公众之间，须得在共享基本的认知规范这个基础上相互交流，对社会的“真相探寻和报道机构”按章运作持有基本的信任，并在此基础上分享信息、体现专家的公信力、采纳专家的建议、认可公共政策的正当性。譬如，我们身体不适会去请医生诊治并遵从医嘱；我们会关注气象预报，并根据对天气变化的预报调整自己的行动；在疫情大流行期间，我们会遵守公共卫生的政策规定，哪怕这么做给自己带来极大不便。这些行为的前提条件是有一个具有良性结构和运作的社会认知体系，它是社会的“认知权威”(epistemic authority)(Zagzebski，2012)获得广泛认可并分布在各个生活领域的基础。有了这个坚实的基础，我们才会有理由信任专家，相信他们直接或通过新闻媒体等渠道传递给我们的信息；我们也会对各种公共机构，如新闻媒体、疾控中心、各级环保部门、金融监管机构、消费者权益保护机构等，持有必要的信心，通常称为“公信力”。有了这些，我们才可能展开相对理性、文明的公共生活(Chambers，2021)。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