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I207.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4799(2023)01-0067-10 一、问题的缘起 中华悠久文明所哺育的民间故事传统，有着鲜明的伦理生活特质。劳动人民以其朴素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创作出崇实尚奇的故事，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多重伦理关系，成为故事文本的底色和故事角色的存在条件。劳动人民的故事传统决定了民间审美的人民性立场，也成为我们观察中国故事本土材料的根本出发点。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故事学肇始于20世纪初期，它的兴起“得益于功能文化运动的感召”①，鲁迅、周作人、顾颉刚、赵景深、钟敬文等人的故事研究开创了先河。其中，鲁迅的神话故事研究，周作人的童话研究，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赵景深的民间故事民俗学研究，钟敬文的民间故事比较研究，成就最为突出。这些学者从文学、史学、民俗学、心理学和文化人类学等多种现代学科视野出发，开启了中国故事学广泛汲纳多学科方法、注重类型分析和比较研究的特色之路，直到21世纪初期，这一特色仍然得以延续并获得进一步强化。“经过近百年探索，我们在民间故事的各个层面上都有了相关的论著，既有关于若干故事类型的微观讲究，也有关于某些故事群、故事体裁、乃至整个中国民间故事的宏观研究；由对故事文本的浮浅评说，迈进到解析故事母题、追索故事生活史及其深层文化意蕴；突破书面写定的文本的局限，进而揭示由故事讲述人和听众的双向交流所构成的故事传承过程的奥秘；借鉴国外故事学的研究方法，又立足于中国拥有丰厚古代文献和近世鲜活资料的基点上，大胆进行原创性的理论探索。民间故事学的成就不仅有力地肯定了中国各族人民群众在以口文学领域显露出的丰富艺术智慧，也促使中国民间文艺学走向成熟”②。总体而论，中国故事学的百年发展史，有着浓墨重彩的多学科观照的现代文化开篇，中经社会阶级批评的方法偏向，再到改革开放以来方法多元且有人类学、社会学倾向的学科建设，呈现了首尾繁茂相应、中期方法偏向社会政治分析的U型演变格局，而其学科意识则走出了一条从自发、自觉到体制化的前行路线。 然而，毋庸讳言，中国故事学百年史的局限性也比较突出。著名故事学家万建中以强烈的学科使命意识，指出百年中国故事学的“五个短板”：短板之一是学术线条明快、单纯，焦点过于集中；短板之二是研究范式表现为顽固的延续性，极大地阻碍了求异创新的学术诉求；短板三是故事学本体论意识薄弱，故事学理论体系建构弱；短板之四是放弃了对故事学基本词语概念的梳理，民间故事学术的独立自主性没有得到强调；短板之五是重技术之学、分析之学，轻感受之学、生活之学，导致未理解民间故事本质意义，未从生命哲学维度思考“我们的生活为什么不能缺少故事”的基本命题③。中国故事学的这五个短板，可提炼为两大基本局限：一是学术创新不足；二是学科核心命题与理论体系建构薄弱。对此，中国故事学成就卓著的两位标杆性前辈学者也作了评述：一位是钟敬文，作为上世纪故事研究的集大成者，持续探索中国故事学的理论问题近八十年，是内在于学术史之中的故事学领军人物，在晚年仍以鲜明而紧迫的学科意识反思民间文学、民间故事的文学性问题，认为多元理论方法尤其是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影响和忽略了民间文学的文学性研究。对此，有学者从学术史的角度进行了回顾和总结：“由于学界一些人较多地运用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方法去研究民间文学，注重探索民间文学的社会文化内涵，较少关注或完全忽略了民间文学的文学性，针对这种新情况，钟敬文敏锐地重新提醒大家注意‘民间文艺学是一门特殊的文艺学’，不能因为注重民间文学的特殊性，就完全抛弃它的文学性和艺术性——任何极端的作法都是不妥当的。”④可以说，钟敬文的这一学术史反思关乎民间文学的学科立场，见解尤为深刻。另一位是刘守华，作为当代中国故事学代表人物，专注于民间故事的个案研究与学科建设，广泛涉猎了民俗学、文献学、比较文学和历史地理学派的方法，近年来也呼吁民间文学和故事学研究应回归文艺美学，展望“走向故事诗学”的学科愿景⑤，引起了学界的关注，推动了相关问题的思考。两位学者不仅学术上有着方法论、对象旨趣、学科意识的高度契合性，而且日常交往中也有着深厚的人生情谊：钟敬文作为年长学者，以其博大的胸襟和宽阔的视野，对后学多有奖掖，曾题赠刘守华“吾侪肩负千秋业，不愧前人庇后人”的嘉勉之语；刘守华也以勤恳扎实的学术求索为回报，将这句赠言作为学术使命而不断鞭策自己。他们不约而同地批评和警省民间文学研究的过度“他学科化”，丢失和偏离了文学性研究，切中了当前故事学研究的学科症结，与万建中所批评的学术创新不足、学科意识薄弱形成对话关系。归结而言，三位学者的中国故事学百年反思，都特别重视故事学学科意识与理论体系的建构问题，而对远离文学性的民间文学研究和故事学研究则作出了极其严肃的学术史批评。从这一问题出发，我们有必要对当前中国故事学的学科语境作较为全面的考察，从中发现中国故事学的本土学术逻辑，尝试建构“故事诗学”理论话语体系。 二、两个重要的学科语境 从中国故事学的百年发展历程中，我们梳理出两条基本的学科线索：一是多学科参与的方法论线索，二是学科意识薄弱的主体论线索。两条线索交织并行，促成了中国故事学的学科方法丰富而学科建设缺位的悖论现象。进入新世纪，这一悖论现象越发凸显。为此，2020年刘守华提出中国故事学“走向故事诗学”的学科展望，期待借助新的学科概念来纠正中国故事学的发展偏向。应该说，故事诗学的学科探索，除了百年中国故事学史的诸多局限之外，还与20、21世纪之交两个重要的学科语境密切相关。只有深入分析这两个学科语境，我们才能理解“故事诗学”对于促进中国故事学建设的理论价值与学科意义。具体而言，上世纪80年代至世纪末的二十年与新世纪初以来的二十年，刚好形成中国故事学世纪之交的两个全新的学科语境，以制度性方式推进学科迅速转型，成为我们考察故事诗学观念的基础性认识。 一是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学术范式全面引入及民俗学归属的学科政策语境。 改革开放作为新时期的基本国策，总设计师邓小平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两个开放，即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这个政策不会变，我们现在进行的改革是两个开放政策的继续和发展。改革需要继续开放。”⑥改革开放为中国迎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快速发展期。这一时期，不仅学习了国际先进的科技、管理和制度经验，而且也将国际社会的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为我所用。中国故事学研究领域也借鉴了多种西方理论方法，获得长足发展。“1980年代中期以来，大陆的故事研究开始逐步复兴，1990年代末期之后更是出现了群雄并起的兴旺局面”⑦，其中以比较故事学、故事形态学、故事类型学、帕里-洛德理论的口头诗学、鲍曼的表演理论等为代表。故事学成果大量发表，“从1981年至1990年间，论文年均发表49.8篇，大大超越改革开放初期3年，属于民间故事论文发表的兴盛期。这10年间，许多高校纷纷开设民间文学课程，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高校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等研究机构陆续开始招收民间文学方向的研究生，民间文学的二级学科地位得以确立，为故事学的人才培养和研究奠定了基础。随着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作在全国火热开展，《民间文学》、《山茶》、《南风》等以发表民间文学作品为主的杂志也刊登民间故事研究论文，民间故事研究呈现兴盛之势。1991-2000年，年均发表论文40.5篇，这段时间民间故事论文减少，与民间故事研究队伍不够稳定，不少学者转向民俗研究有很大关系”⑧。可以看出，20世纪后期的二十年，由于西方理论方法的引入，中国故事学的类型学、表演理论和文化人类学方法的运用生产出丰富的成果，学术体制上也有较大发展，以田野调查为中心的研究方法拓展了中国故事学的研究领域与研究深度，“中国故事学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现在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理论和实践的基础。故事讲述活动将被作为一种群体参与生产的民俗生活文化，在大量的民俗志田野作业的基础上，在讲述主体、讲述语境和故事文本统一其中的民间文化生活中，被细致地观察、认真地阐释和真正地理解”⑨。也就是说，这一时期的中国故事学已经从文本研究转向了田野研究和文化研究，其文学性研究不再被学界所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