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袁可嘉在《世界文学》1979年第2期上发表《结构主义文学理论述评》以来，结构主义叙事学理论就引起了学界极大的兴趣，到1997年，国内的叙事学研究已经如火如荼。综观1997年以前的研究，主要是对结构主义叙事学的翻译、介绍和运用。1997年杨义《中国叙事学》的出版，向学界展示了一个和西方叙事学不一样的“中国叙事学”，国内叙事学的研究以此为标志进入了一个新的和西方叙事学的“对话”阶段。此阶段国内叙事学研究多头并进，不少研究可归入与西方叙事学的对话之中，有些研究还尝试建构自己的叙事理论。对话和建构让中国在国际叙事学界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但仍有不尽如人意处。 一、与西方叙事学的对话 经过20年左右的发展，叙事学研究进入了后经典叙事学阶段，国内学界的叙事学研究也出现了多头并进的情况：既有对西方叙事理论的译介和运用，又有对中国本土叙事学的关注和建构。译介、运用和1997年以前表现出不同的面貌：一是从介绍到梳理。梳理包括对具体术语演变情况和内涵变化的梳理以及对叙事学关注问题的梳理，前者如《外国文学》的“西方文论关键词”栏目，对“叙事学”“叙述”“视角”“叙事性”“叙述距离”“不可靠叙述”等经典叙事学术语加以梳理和评述；后者如孔海龙、杨丽的《当代西方叙事理论新进展》，以问题意识为中心，围绕某一问题，将经典叙事学和诸多后经典叙事学派别的观点放在一起加以对照。二是从搬用到化用。化用主要是根据研究对象的差异，对西方叙事学理论加以必要的调整。王平的《中国古代小说叙事研究》，将叙述者分为“史官式”叙述者、“传奇式”叙述者、“说话式”叙述者和“个性化”叙述者；在叙事视角下专门讨论“编辑型全知视角”，就是依据古代小说的叙事特点来化用西方叙事学的相关理论。 对中国本土叙事学的关注和建构是1997以后新出现的情况(下文多有涉及，此处不赘述)，它伴随着本阶段译介中的述评和运用中的化用，使得国内的叙事学研究总体上呈现出一个和西方叙事学的“对话”态势。杨义《中国叙事学》出版后，国内叙事学研究慢慢出现了一股和西方叙事学对话的潮流。对话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具体研究中含有对话精神，另一类是研究形式呈现出对话姿态。 第一类主要有三种情形：一是中西叙事比较研究，二是中国传统叙事研究，三是在评述、参照西方理论进行研究时含有对话精神。 中西叙事比较多种多样，有宏观理论方面的比较，如方汉文《历史语境视域：中西小说的文类学比较》、王成军《神话·虚构·纪实——中西小说叙事诗学的思考》；有具体叙事形式的比较，如刘婧《试论中西方空间叙事异同》、王燕芳《基于语言结构的中西小说叙事模式差异研究》；有具体小说类型的比较，如吴琼娥《中西意识流小说主要差异——以〈酒徒〉和〈达洛卫夫人〉为例》；有小说研究路径的比较，如江守义《中西小说叙事伦理研究路径之比较》。单篇论文侧重于具体问题的比较，相对单一，著作的比较则复杂得多。吴家荣等人的《中西叙事精神之比较》(2011年)，从中西神话、中西戏剧文学、中西小说，中西叙事学四个方面展开比较，中西叙事学比较从西方叙事学的形式研究出发，从叙事人称、叙述聚焦、叙事方式、叙事时间、叙事空间五个方面展开。该书由于涉及问题过多，论述显得不够深入。将中西叙事比较推向新高度的是傅修延主持的201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西叙事传统比较研究”。按照傅修延的设想，该项目由七个子课题构成，前两个为“总论”，分别为中西叙事理论与关键词比较、中西叙事思想比较，后五个为分论，分别比较神话、小说、戏剧、诗歌、民间叙事五个方面的中西叙事传统，研究时既要有全球化眼光，又要有本土立场(傅修延，《中西叙事传统比较论纲》1-6)。撇开分论部分的比较不谈，总论部分的两种比较，对话的意味就很明显。“叙事理论与关键词比较”，可以进一步深化《外国文学》梳理术语的专栏，让中西叙事传统在术语使用的差异中形成对话；“中西叙事思想比较”更是从叙事思想上让中西方叙事展开深层对话。 中国传统叙事研究表面上看和西方叙事学研究各行其是，但中国传统叙事研究取得的成绩，对西方叙事学有所补充，也能折射出西方叙事学的不足，可视为一种潜在的对话。中国传统叙事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史传叙事研究。潘万木《〈左传〉叙述模式论》和刘宁《〈史记〉叙事学研究》可为代表，前者对“征引”模式和“君子曰”评论模式的探讨，后者对历史叙事本质的思考，都显示出叙事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文本，这对西方叙事学以文本为中心显然是一种反拨。同时，对史传叙事的关注，可以为中国古代小说的“拟史”倾向作一注脚，显示了中国古代小说反复出现的伦理教化与史传的治世抱负息息相关。传统叙事对小说社会功用的关注，显示出西方叙事学忽视了一个事实：小说不仅是艺术，也是人生的写照。(二)援引西方叙事学理论来研究古代小说。除了上文所说的王平的《中国古代小说叙事研究》外，古代小说叙事研究的一大特色是对古典名著的叙事学分析，如郑铁生《三国演义叙事艺术》、王彬《红楼梦叙事》、刘绍信《聊斋志异叙事研究》、罗小东《“三言”“二拍”叙事艺术研究》。这些分析虽然都援引西方叙事学理论，但其目的是解读古典小说的魅力。相较之下，西方的经典小说叙事研究专著比较少，像热奈特《叙事话语》那样专门研究《追忆逝水年华》的做法，实属罕见。这意味着，西方叙事学从叙事形式的建构出发，经常选择一些叙事特点明显的小说，来说明某个叙事理论，反而忽视了小说经典的魅力。(三)对小说叙事某一方面的深入研究。如谭帆《中国小说评点研究》、李桂奎《中国小说写人研究》。小说评点彰显出中国小说叙事的特色，西方叙事学没有专门论述这一点，说明他们在建构叙事理论时考虑不够周全(西方小说中也有类似评点的情况，如卢梭《新爱洛伊丝》中经常出现“作者注”)；《中国小说写人研究》显示出中国古典小说写人重于写事，对人品的关注超过对事件逻辑的关注，这既意味着不能简单地用西方的叙事逻辑来判断古典小说叙事的成绩，也意味着西方叙事学过于注重人物的“功能性”特点是失之偏颇的。(四)梳理中国叙事传统。如董乃斌主编的《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研究》、赵炎秋主编的三卷本丛书“中国古代叙事思想研究”(含熊江梅《先秦两汉叙事思想》、李作霖《魏晋至宋元叙事思想》、赵炎秋《明清近代叙事思想》)。《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研究》认为中国文学有抒情和叙事两大传统，“两大传统各有自己的主要载体，这就使它们与文学体裁(文体)和文体学发生了关系”(董乃斌500)，古文论、史传、诗词、乐府等都是构成叙事传统的有机部分，在梳理两大传统发展轨迹的基础上，指出对中国叙事传统的研究可以让我们“在文学史理论、诗学与叙事学等层面，与世界对话”(董乃斌532)。这种开阔的视野显然是西方叙事学所欠缺的。“中国古代叙事思想研究”意识到西方叙事理论在中国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其目的是在“整理中国古代叙事资源”的基础上，“建立中国本土叙事理论”(赵炎秋，《明清近代叙事思想》1)。指出西方叙事学在中国的“水土不服”，可谓对迷信西方叙事学的当头棒喝。(五)研究传统叙事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如高小康《中国古代叙事观念与意识形态》、李桂奎《元明小说叙事形态与物欲世态》。对叙事与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关注，在西方后经典叙事学那里也有，但主要是从作品内容中发掘出意识形态内涵，而不是从意识形态出发来探讨叙事观念。对叙事形态和物欲之间关系的关注，在西方小说研究中出现过(如伊恩·P·瓦特的《小说的兴起》)，但在以文本为基础的西方叙事学研究中基本上付之阙如。换言之，西方叙事学对叙事和文化之间关系的忽视，让西方叙事学在精细分析叙事作品的同时，却难以解释这些叙事作品何以形成。(六)图像叙事研究。如赵宪章主编的8卷10册的《中国文学图像关系史》、乔光辉《明清小说戏曲插图研究》。当前是图像时代，西方叙事学主要通过电影研究来关注图像，对传统的版画、插图研究得较少。赵宪章等人从语图关系、文图关系出发来研究图像，无疑是对西方叙事学的有益补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