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浪漫派隐喻观的哲学启蒙动机 法国大革命后，浪漫主义思潮在德意志地区飞速兴起。接受了康德和费希特哲学，又受到“狂飙突进”运动的巨大影响，德意志浪漫派率先提出关注主体心灵、整合自我人格、沟通人与自然的“诗化哲学”理想，呼吁“新神话”的来临。虽然一度被斥为保守的“中世纪诗情的复活”①和“从其源头就中了毒”②，但作为19世纪浪漫主义思潮的先驱，作为后辈文学艺术家源源不绝灵感的重要来源之一，德意志浪漫派的理论和创作共同构成了以自由个体为指归、以自律艺术为核心的现代美学的开端③。“审美之现代性”作为一条独立的思想线索，与浪漫主义思潮一体共生，其特质则是“生命感和存在感的重点从彼岸挪到此岸，从超验挪到内在”④。 德意志早期浪漫派又称“耶拿浪漫派”，他们是整个德意志浪漫主义思潮的理论奠基者。作为代表人物，弗里德里希·施勒格尔(Karl Wilhelm Friedrich Schlegel)和诺瓦利斯对“象征”“寓言”和“隐喻”等话题，做出了开拓性的理论贡献⑤。自希腊化时代以来，关于隐喻的诸多理论，均依附于亚里士多德以降的语法学、修辞学或者圣经的寓意解释学传统，而但丁关于宇宙秩序的寓言化努力，提供了现代政治神学隐喻观的重要起点⑥。近代早期，隐喻现象中复杂的认识论和心理学意蕴得到了现代哲学研究者的重视。在康德那里，隐喻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的哲学问题进入到美学研究的视野当中，类比思维成为反思判断力的运作途径⑦。与康德几乎同时登上思想史舞台的德意志浪漫派群体，则进一步将德意志唯心主义哲学——如康德的先验认识论和费希特的绝对自我论运用到对语言的本体化观照方面，从而让隐喻问题不再停留在修辞学或神学层面，而是上升为探索人类认识能力和审美能力时必须首先回应的哲学问题。因此，德意志浪漫派的隐喻理论，事实上是其知识论、语言论、美学和政治哲学等方面思想的交会点，其中包含着截断众流、发明全新哲学形态的雄心壮志，也体现着塑造大革命之后德意志民族全新人格的审美启蒙理想。 就其断片化的写作而言，施勒格尔和诺瓦利斯等人的隐喻理论，首先表现为一种自身“诗化”的诗学(即文学理论和批评)。他们的真正目标，是探究一种全面把握绝对者之同一性的哲学方法论。在他们看来，不可见的绝对者(居于自然和自我之上的终极真理，即哲学思辨的终点)必须通过新的样式而至少变得可为大多数人所理解。这种样式的集中表达就是艺术，隐喻的艺术手法因此被提升到哲学启蒙工具的高度。正如弗兰克(Manfred Frank)所言，基于康德的认识论批判，浪漫派追论“真理的本质需要作何种变化才能使艺术不再被排斥于真理之外”，进而： 真理不应该再被理解为对象的再现或者再创造，而应该被理解为绝对的主动自我实现……自然概念不是指外在的东西，而是指内在的东西：即先验主观性的创造力……艺术在其真实显现中获得了它所特有的不可阐释性(“无限性”)。这种无限性就是对“生活”本身的无限性经验表现；我们的现实生活和相互理解状况的不可解释性以及我们的存在本身的神秘性也正体现在艺术语言的多义性中……文学的“比喻手法和神秘语言”可以描述从对象上和概念上无法描述的主观性本质，也就是说，本质总是多于言表的东西。⑧ 这段话较好地概括了浪漫派重视“诗”(泛指一切文学艺术)之隐喻本质的核心哲学动机：一方面，浪漫派把“诗”之隐喻本质视为一种真理的样式；另一方面，浪漫派通过理论探究，试图让现实生活中人类固有的隐喻思维提升为直面真理的哲学思维。 对此，拜泽尔(Frederick C.Beiser)认为，早期浪漫派缔造的“浪漫诗”构想，并非如海姆(Rudolf Haym)、洛夫乔伊(Arthur O.Lovejoy)等前人所言，仅仅是批评范畴或者文学手法，其中还具有更为宽泛的美学(虚构的、模仿的、感伤的)和道德哲学(或伦理学、政治哲学)品质。施勒格尔把“浪漫诗”理解为科学与艺术的综合，体现着严肃的认识论和自然哲学的关怀。这种关怀最终体现为对“诗”之概念的形而上学解释：“诗”就是生产创造的绝对力量在个人身上的表现，是自然秩序透过人的语言而显现自身的途径。“浪漫诗”以文学隐喻的手法出场，每一个以“浪漫诗”为手段抒情的个体，能够在自我创建的隐喻性世界中和外部世界达成内在的和解，从而获得精神层面的自由。浪漫派渴望把世界本身浪漫化，进而让个体、社会乃至国家都成为不断创造中的艺术作品，每一个从事这一创作的行动者都是艺术家，所有的科学和艺术都是一回事，都在不断教化和自我教化的过程中，服从于更新世界、重返同一性的任务，而同一性本质上就是诗化隐喻语言中所包蕴的那种特定的内容。这就是拜泽尔所谓的“浪漫的律令”⑨。如果他的分析成立，那么浪漫派的隐喻观具有成为一种主体伦理-政治哲学的可能，具有显著的启蒙意图。问题在于，在启蒙时代后期的语境下，这种新颖的启蒙计划何以产生? 从其源头来说，浪漫派的启蒙论是康德批判哲学传统和斯宾诺莎主义泛神论的一种奇妙综合。《判断力批判》(1790)出版后五年，费希特的《知识学》、谢林对《知识学》的回应相继面世，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和歌德的《威廉·迈斯特》系列先后出版，蒂克发表成名作，荷尔德林的《许佩里翁》初稿完成，施勒格尔开始撰写《哲学的学习生涯》(Philosophische Lehrjahre)，诺瓦利斯也开始进入哲学研究。可以认为，浪漫派对主体之内在同一性的理解，均始于康德对自我意识的批判奠基。只不过，出于切合巨大变革之时势并塑造新共同体的启蒙动机，浪漫派倾向于对康德-费希特式的唯心主义进行斯宾诺莎式的矫正。这就如亨利希(Dieter Henrich)所注意到的那样：《纯粹理性批判》在攻击莱布尼茨和洛克的认识论哲学的同时，也让之前遭到压制的、非正统理性主义的思想重获登上舞台的机会，这些思想包括斯宾诺莎主义及其衍生的在荷兰、英国和德意志地区的新教小教派中传承的泛神论，其中包括沙夫茨伯里的“爱的哲学”和神秘主义的“精神的神学”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