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强调要“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须做到“两个结合”“六个必须”，其中第一个“必须坚持”就是“必须坚持人民至上”①，足以见出“人民性”对于各领域大力推进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根基性地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是意识形态领域、文化思想领域、学科话语领域共同关注的重大课题，必须将“人民性”置于这一课题的核心地位，才可能取得实质性进展。人民性，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本质属性做出的符合中国具体实际的实践经验总结，是历史唯物主义视野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的具体表现形态，是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研究中“史学观点”的起点和归宿。 一、“人民性”是文艺理论研究中“史学观点”的中国化表述 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中也曾使用过“人民”及其相关概念，来指称遭受压迫的广大革命力量，并在文学批评实践中立足于那个时代人民的阶级属性，对包括农民、城市革命分子、工人阶级等在内的人民群众为社会历史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给予肯定。但是在经典作家所属的时代语境中，关于“人民”的文学言说更多时候让位于“无产阶级”，以直击当时紧张的阶级冲突现实。而在中国当代文艺语境中，“人民”在现实意义上作为当代中国历史的创造者和承担者，这一身份被反复书写在文艺作品中，被投射在文艺批评实践中，成为典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重要术语。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人民性的“人民”这一概念“虽然不是中国形态独有的概念，却是中国文学批评中运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②。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围绕“人民性”建构的源头，普遍被认为应追溯至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人民本位文艺观。后经几代共产党人的努力，文艺的“人民性”一直被从文艺政策的高度加以肯定、贯彻和执行。关于这方面的历史脉络和文献材料，已有学者做过较为详尽的考察。③但是需要更为细致探究的是，“人民”作为一个具有鲜明政治身份属性的概念，想要将其从中国当代文艺批评实践的重要术语、文艺政策层面的重要指导思想，转化为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思想体系的学科话语，其间需要完成一个从“人民”到“人民性”的过渡。 “人民性”内涵的最新表述是二十大报告中所指出的理论应“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④。“人民性”是“人民”的历史规定性释放在文艺理论领域的表现形态，探讨“人民性”的根本意义在于看取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核心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之间所形成的具体与一般的关系，一方面承认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对“人民性”的阐释是一个伴随着对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不断深入理解而探索变化的历史过程，另一方面凸显“人民性”为丰富历史唯物主义视野所贡献的中国形态。故而，就现阶段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人民性”属性而言，它需要承担的是对文艺理论的来源、动力和效用做出切中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的阐释，并且是在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的文艺实际相结合的前提下承担这一使命。从文艺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文艺理论的“人民性”问题归根结底是对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建构的历史观的探讨，是对这一话语体系中的“史学观点”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国化、时代化的不同历史阶段上的具体表现形态的指认。 诚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的“史学观点”，在经典作家笔下最初是作为文学批评标准与“美学观点”一起出现的⑤。20世纪80年代，当“美学观点和史学观点”重回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界的视野，最初的身份也是文学批评标准。随着理论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研究的深入，以及中国特色文艺理论体系建构的需要，这一组范畴不止于批评标准的理论框架性意义。客观地说，任何一种文艺理论的建构都必须将自身放到某种对历史的叙述角度中，才能完整地表达对于文艺的理解以及对待文艺的方法。就文艺理论话语体系的建构而言，历史观的差异将是它们相互区别的标志之一。其中，关于“史学观点”的理解，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界普遍认同应将其置于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加以阐释，但对于如何在中国的具体实际中阐发历史唯物主义，对于“史学观点”如何与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研究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则在理论史上呈现出认识层面的分歧和推进。 今天，我们站在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可以很清楚地识别出“史学观点”的“人民性”内涵，以此为基础鼓舞信心开辟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新疆界。但是回首过往，在对“社会—历史”观认识有限、对“人民性”内涵提炼不足的情况下，想借助这样的“史学观点”推进文艺理论话语体系的建构，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其实走过一段较为曲折、反复试探的道路。回顾来路，两相对比，才能对具有“人民性”内涵的“史学观点”在理论认识层面达致的深刻性有更真切的认识。 二、曾被片面理解的“人民性”：反映论文艺观和主体性文艺观的论争 自二十世纪初叶马克思主义学说传入中国思想界，“社会—历史”观就成为研究者们较为常用的一种认识历史的角度和方法。一方面由于马克思主义在社会历史研究方面用力甚著，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很长一段时间内研究者和革命者均侧重于从社会历史层面理解并运用唯物史观，这使得社会历史观实际上成为很多人在理解唯物史观时的主要着眼点，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主导了中国文艺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建构。“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系统中，中国知识分子面对的也许是源于19世纪欧洲思想的最为全面的‘变革的社会学’，它毫不含糊地断定社会是历史研究的出发点，并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寻求历史发展的动力。在中国这个新的语境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编纂将‘中国的过去’的概念革命化，代表了一种将历史根植于社会结构之上的前所未有的使命”⑥，这段论述或许可以看作对社会历史观在中国思想界被广泛接受的深层心理的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