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22)06-0036-11 DOI：10.15983/j.cnki.sxss.2022.1104 文艺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组织、管理、繁荣文学艺术的制度设计和保障，也是中国共产党通过文学艺术来建立和强化文化领导权的重要途径。近年来，文艺制度研究已经成为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涌现出大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①但总体来看，这些研究更多限于当代文学领域内部，关注文学制度与现当代文学的关系，或者把文学制度作为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侧面和切入点。中国共产党的文艺制度与党的文化领导权建构的内在关系，以及文艺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关联性，仍有待更为深入的研究和讨论。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发展，经历了革命时期、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新时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4个大的历史阶段。在这4个阶段，基于中国社会的不同现实问题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不同任务，党对文艺的性质和功能的认识也有所不同，从而形成了不同形态的文艺政策和文艺制度。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基于革命需要把文艺制度作为团结革命群众争取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的重要途径；新中国建立之后的建设时期，党的文艺制度建设的重心则是在全国文艺界确立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推动社会主义建设语境下的“继续革命”；改革开放之后，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新时期，与此相适应，党的文艺制度建设也进入了一个更加科学、全面和完善的发展阶段。但是，新时期的文艺制度建设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完善，经历了一个不断探索和发展的过程。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文艺制度建设成就卓著，探索出一系列新的文艺制度，涉及文艺的组织与管理、文艺的生产与传播、文艺的评价与奖励等文艺活动的各个方面，对于促进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乃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形成了文艺制度建设方面诸多重要的历史经验。对新时期党的文艺制度建设的发展历程、主要形态和成功经验加以考察和反思，对于全面深入地理解中国共产党的百年文艺制度史，真正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以及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制度建设，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新时期党的文艺制度建设的发展历程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社会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一个全新的伟大转折，也为新时期党的文艺制度建设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新时期党的文艺制度建设是与党的整体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建设相适应的。全局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方针和政策是新时期党的文艺政策调整的现实基础，而与此相适应的文艺制度则是党的文艺政策的具体贯彻和落实。因此，考察新时期党的文艺制度建设就必须与新时期党的宏观方针、政策及其影响下的文艺政策结合起来，因为宏观政策的每一次变动和调整，都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文艺制度的修订和完善。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语境下的制度建设和90年代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发展语境下的制度建设两个阶段。与此相适应，新时期党的文艺制度建设也经历了这样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差异的发展历程，且对整个文艺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思想解放与自主性文学场的建立 20世纪80年代，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是在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社会现实语境中展开的。相对于新中国前30年政治场对文学场的强力介入和干预，减少这种外在干预而建立一种自主性文学场则是新时期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这一总基调在文艺界的直接表征。所谓自主性文学场就是一种摆脱从属于政治的附庸地位而具有相对独立性和自主性、按照文学自身规律运行的文学场域。新时期这种自主性文学场的建立并不是自发的，而是政治制度、文艺政策和文艺观念等多种时代精神相互作用、“多元决定”的结果。“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全国范围内的清算“四人帮”运动、批判“两个凡是”、真理标准大讨论等，为新时期之初的思想解放创造了条件。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确定了新时期“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思想和改革开放的发展方向，从而“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1]3-4自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并为新时期文艺政策的不断调整和更加科学的文艺制度的建立奠定了政治基础。 第四次文代会的召开是新时期党的文艺制度建设的一个标志性事件。邓小平的祝词和周扬所做的大会报告，明确了新时期文艺领域的基本问题和总体方向，其中最核心的问题就是重新定位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和党对文艺的领导方式。邓小平明确指出：“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2]111和文艺与政治关系的重新定位相对应，党对文艺的领导方式也就发生相应的变化。“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2]9文艺的事情交给文艺界来处理，“写什么和怎么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2]10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的祝词和系列讲话并不仅仅是其个人文艺观念的表达，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体现着这一时期党的领导集体的意志，因而具有“以言行事”的效果。党的文艺政策的重大调整直接影响了文艺观念和文学批评的变革。文艺不再从属于政治，不再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而成为一种具有自身规律的审美对象。[3]文艺研究也不再集中于讨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而是提倡回归“文学自身”，侧重探讨文艺的自身规律，“三不主义”(不揪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成为文学批评的基本原则。尽管80年代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仍然出现了在“左”与“右”之间摇摆的情况，文艺界也出现了短暂的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的政治化倾向，但总体而言，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总基调是不变的，建立自主性文学场也是这一阶段党的文艺制度建设的主要目标。正是在这种自主性文学场中，文艺的组织与管理、生产与传播、评价和奖励等方面的文艺制度均发生了全方位、深层次的改变，并对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这种自主性文学场的建立正是党在文艺领域深化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调整和优化文艺管理方式、建立全面系统的文艺制度的必然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