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们调查解剖了一些乡镇企业，感到企业内部权力的膨胀与制约的弱化，已成为乡镇企业健康发展的严重障碍，亟待加以研究解决。 权力与制约失衡 1.决策中的长官意志，往往打乱了正常的决策程序。不少乡镇企业对经营策略的调整、重大技改投入项目的确定等，没有一套完整、规范的决策程序，往往只由厂长经理“拍脑袋”决策。他们或者为了显示自己的政绩，看上级的脸色决策；或者看到别人上的项目已见成效，跟着感觉决策。在决策形式上，他们也往往通过“集体研究”，但最后仍然由“一把手”根据自己原来的思路“一锤定音”，造成了许多项目、经营策略在决定之时，就是失败之日。投入上千万元的项目，一天没有生产就处于倒闭状态的屡见不鲜，一个好端端的企业，因为厂长经理错误决策，使企业一蹶不振，直至破产的例子到处可见。 2.管理中的个体倾向往往排斥了群体行为。目前大约有30%的乡镇企业的管理，往往由厂长经理或某个分管领导独揽大权，大事小事一人说了算，根本谈不上民主管理和集体领导。企业无健全的管理制度，即使有也是“写在纸上”、“挂在墙上”；企业没有运行正常的管理机构，即使有也是摆设。例如党支部、职代会等活动不正常，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导致企业“人治”现象严重，职责范围不清，完全以个人的好恶和思维定势来决定企业的活动。好做的事情，有“油水”的事情，能讨好人的事情，往往都被有权的人做掉了，而难事、恼人的事，有权的人却指派无权的人去做。“上行下效”，有的分管领导或职能部门的负责人，只要有一点权力就要紧紧抓住不放，或用来耍威风，或用来谋私利。这样使得企业各级领导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争权夺利上，根本无暇顾及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眼睁睁地看着企业象个“大草堆”，一把一把地被扯光。 3.经济活动中的“一支笔”，往往戳破层层级级的“关卡”。乡镇企业经济活动中的两本帐往往都由厂长、经理“一支笔”审批。一本是实绩帐，即产销利投等指标实现多少，必须由“一把手”圈定；一本是支出帐，即企业的所有支出、费用必须由“一把手”签报。这种“一支笔”批核的管理形式，由于缺乏配套的制约措施，使得这种至高无上的权力超越了种种制度、规定的约束，暴露出了种种弊端：一是上报的数字与客观实际不符。企业上报实现了多少产值、利润等，完全由厂长经理根据需要来确定，如果为了显示政绩，争得表彰奖励，那么就虚报多报；如果为了少交税费，那么就瞒报少报。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往往由厂长经理定调子以后，再由财会、统计人员去编造凭证和明细帐。二是报销的费用与规章制度偏离。一般说来，乡镇企业都制定了财务规定，但有权的人执行起来随意性较大，例如，对香烟费、招待费、回扣费等什么能报、什么不能报、报销的限额多大，全凭执笔者的主观意志来决定，甚至出现了销售费用大于销售额的怪事。三是对企业内部人员的福利待遇、医药费、旅差费、业务费等的报支，不一视同仁。 4.用人中随意性，往往排斥了集体研究决定的原则。乡镇企业用人中滥用权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排挤不俯首贴耳的干部。厂长经理对妨碍自己充分用权的干部，不是把他们搁在一旁，使他们有职无权，有名无实，就是想方设法建议上级将他们调走。即使是党、工干部或副职、总帐会计也不例外。另一方面是重用有裙带关系的人。对牵涉人事、资金、物资的重要岗位，都安排有权者的亲朋好友去担任，有的成了“夫妻厂”、“父子店”，使得本来是帐、物、钱、批核间的相互制约关系，变成了相互合伙关系，导致企业资产流失严重，出现了“穷庙富方丈”现象。 内因与外因并存 乡镇企业中权力失去制约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内在因素，也有外在原因。 1.在内因方面，主要是先天性不足。一是体制运行的负效应。乡镇企业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必须以灵活的机制去适应市场，以多变的手段去与方方面面打交道，一些钱物的支配需要随时随地拍板，有的是在时间上不容许集体研究决定，有的是在内容上不能够通过集体研究决定，久而久之养成了由厂长经理个人说了算的习惯。二是企业低起点的限制。大多数乡镇企业是从作坊式起步的，规模小，内部机构设置不完善，人员职责分工不明确，相互制约关系不配套。特别是有些乡镇企业没有设置党组织，更谈不上设立专兼职纪检监察人员，有的即使有党组织也很难发挥作用；有的是厂长书记一肩挑，自己难以制约自己；有的虽然有书记，但书记的报酬、支部的活动时间、活动经费都需厂长经理同意安排，因此，监督者要看被监督者的脸色行事。这些都使得个人权力膨胀化有了适宜的土壤。三是管理人员行为的惯性所致。乡镇企业的干部绝大部分出身于农民，来自于村组等行政型干部，他们往往套有“致富能手”“能人”等光环，或者以企业的创始人自居，由此形成的思维定势和行为习惯，往往驱使他们沉溺于“家长制”的领导方式。四是企业职工对企业的关切度所助。乡镇企业的职工亦工亦农，他们不象国营企业那样完全寄身于企业，而是在厂能做工，离厂有田种，导致了职工只要能得到正常的工资和福利待遇，就不太关心企业的长远发展，更不过问企业领导权的问题。 2.在外因方面，主要是管理监督不严。乡镇企业是一种新的经济生长点，已成为一些地方的主体经济。因此，上级领导和部门往往对他们呵护有余，管理监督不够，导致了对权力制约不力。一是只看企业的经济指标，不顾内部的管理操作。只要企业能上报产销利指标成绩、上缴必要的管理费用，企业能开门为乡镇撑住门面，就不管企业领导的权力如何使用，虚报浮夸也好、乱支滥补也好、任人唯亲也好，往往采取睁一眼闭一眼的态度，直到企业问题成堆，职工群众反映强烈的时候才去抓、才去管，但此时早已使企业变成了“穷庙”。二是政策规定失范，给权力膨胀有机可乘。一些地方和部门往往从地方利益或部门利益出发，制定政策规定弹性过大，容易被变通；有的政出多门，相互矛盾，不但使乡镇企业在执行中可以有很大的回旋余地，而且即使违背了，纪检监督部门也难以监督，有的甚至将乡镇企业不列入严格监督管理之列，例如，严格控制回扣、控制招待费用、控制送礼等，都将乡镇企业排除在外，并美其名是发展经济的需要，可以使一些厂长经理借机大搞权钱交易。三是过分“惜才”，一味宽容。长期以来，过分强调“放权”，没有制定、出台配套的制约措施。一些厂长经理因滥用权力而导致重大损失的，只要明的没有进自己的腰包，就很少追究责任，更谈不上追究法律责任了。乡镇企业本来就缺乏管理人才，一些地方领导明明知道某个厂长经理唯我独尊，但苦于无人接任而让其继任出职，在一个单位搞不下去了，换一个单位继续当官。有的企业已背上了沉重的债务，怕换了厂长经理而引来债主围门。还有的惯于要权求官的厂长经理，通过送礼行贿、请吃请喝等手段，使领导变成了“兄弟”，监督管理关系变成了庇护关系，因而更加有恃无恐，独断独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