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40年代,无数爱国人士纷纷从全国各地涌入革命圣地延安,其中就包括许多文艺界人士。大量文艺家的到来增长了延安的革命潜力,但部分文艺家在“文艺为群众”和“文艺如何为群众”的根本问题上认识不清,难以创作真正能为工农兵群众服务的革命文艺。为了集中解决延安文艺界出现的问题,1942年5月,中共中央召开延安文艺工作者座谈会,毛泽东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讲话经整理修改后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称《讲话》)为名发表。毛泽东在《讲话》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了革命与文艺的关系,阐述了文艺革命的必要性,规定了革命文艺的特质,为解决文艺界存在的问题指明了方向。重温《讲话》关于革命与文艺的重要论述,对当前理解新时代文艺工作改革具有重要借鉴,进而在应对当前文艺创作存在的问题、构建中国自主的文艺知识体系、创造和发展中国文艺道路等方面具有重大启迪。 一、理解文艺革命的必要性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讲话中从“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①的视域描述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所遭受的劫难。尤其是“文明蒙尘”的话语,加之随后所强调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论断,加深了我们对文艺革命的理解。以大历史观为根本遵循,把《讲话》放在近代以来“西学东渐”背景中,便能更好理解毛泽东对于文艺革命的重视以及他在传统与现代的张力中推动文艺革命的努力。 (一)创造新文明需要推进文艺革命 文明是人类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过程中所创造的包含文艺在内的先进成果的总和。文明的发展奠定了文艺的革新,文艺的革新预示并推动新文明的创造。 如果说哲学是黄昏起飞的“密纳发的猫头鹰”②,文学艺术则是对文明变革最敏感的“高卢雄鸡”③。“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④。文艺所折射的真善美是文明前进的方向。文艺的历史性变革带来了人类社会的每一次跃进、彰显了人类文明的每一次升华。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结束了漫长且黑暗的中世纪,发出了新时代的啼声,西方文明逐渐摆脱发展的桎梏,进入突飞猛进的高速发展时期。中国先秦时期出现的儒家、道家、法家等学说百家争鸣的气象,促进了学术和思想的繁荣,奠定了中华文明往后数千年的发展。遗憾的是,近代的封建统治阶级对内压制思想文化发展,对外闭关自守,错失文明交流机会。在世界上长期居于领先地位的传统中华文明光芒逐渐黯淡,中华民族面临“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深重危机。 “文明蒙尘”,一方面是由于西方对中国的蹂躏和摧残,另一方面是传统中华文明难以实现向现代文明的转变。“文明去尘”须经过新文明的创造才得以实现。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创造新文明的尝试都失败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途径在延安等革命根据地孕育着中华的新文明。文艺是加速中华新文明创成的重要途径。为了发挥文艺孕育新文明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团结、培养了一批文艺工作者。但当时的延安文艺界存在突出的问题,一是部分文艺工作者不愿认同马克思主义对革命文艺的指导作用,也不愿服从中国共产党在文艺领域的领导地位;二是文艺界存在崇洋媚外的现象,不能自觉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三是文艺界不重视文艺的大众化,忽视了新文明最重要的载体——也就是广大工农兵群众的作用。这些问题导致文艺界不能创造真正的革命文艺来促进新文明的发展。因此,需要推进文艺革命来解决延安文艺界出现的问题,真正发挥革命文艺的作用。 (二)完成新民主主义政治革命需要推进文艺革命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文艺和政治都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彼此互相影响并共同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文艺和政治之间的关系和它们所处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人民大众和封建主义之间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要想达成“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目标,就必须先完成政治革命,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鸦片战争以来,政治革命成为伟大社会革命的主要任务,包括文艺革命在内的其他革命要以政治革命为核心。文艺家只有准确把握社会主要矛盾,进而认清文艺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才能够创作真正革命化、大众化的革命文艺。由于“五四运动”推动中国进入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为实现救国救民这一首要政治目标,文艺革命所要服务的政治革命自然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意图推翻“三座大山”的新民主主义政治革命。 文艺既有政治属性,又有审美特性。“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⑤,这一观点的提出具有积极意义。爱国文艺作品要先反映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政治革命,这样才能保证其审美特性的进一步发展。“五四运动”以来爱国文艺界对这一现实的认识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过程。抗战爆发后,由于国民党实行片面抗战路线,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在国统区压制民主,越来越多的人感觉到中国的希望在共产党一边。许多文艺界的热血青年从沦陷区、国统区涌入延安和其他革命根据地。其中一些文艺家认识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艺工作服从政治工作的必要性,积极创作团结人民、打击敌人的作品,促进了革命根据地文艺事业的发展;然而,另有部分文艺家仍保留有小资产阶级浓厚的自由主义习气,缺乏基本的政治常识,认为艺术是超阶级的、与政治并行或相互独立,不认同文艺为政治革命服务的要求。国统区与沦陷区的文艺界也存在类似问题,有些文艺家不讲政治而追求“纯粹”艺术。总之,文艺界若不能创作革命化、大众化的文艺,就不能支援新民主主义革命。“不讲政治”的文艺无益于甚至有害于革命事业。为了让文艺家创作真正的革命文艺,需要推进一场文艺革命将文艺创作引到正确的政治方向,团结文艺界共同投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洪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