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遗产，通常指政治人物或政治事件遗留的、具备一定后世影响的政治理念、政治经验、政治制度等①。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作为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毛泽东不仅领导设计了新中国的制度框架，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而且以思维方式与价值理念重塑了党，再造了中国。对于启迪中国发展而言，毛泽东的经验教训都是不可多得的历史财富。 一、政治制度设计：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优秀政治文化的创造性运用 政治制度，即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及其制度体系。习近平指出：“各国国情不同，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是独特的，都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都是在这个国家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之所以行得通、有生命力、有效率，就是因为它是从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②当代中国主要政治制度及其基本理念是由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确立。部分制度虽曾偏离初衷，但一经改革开放回归正轨之后，又重新成为社会稳定运行的基础。这些制度作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探索，既符合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念，完成了历史情境下的政治任务，又尊重了本国历史传承与文化传统，其设计理念值得借鉴学习、发扬光大。 （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对于马克思主义民主思想与中国民意政治传统的发扬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习近平指出：“在中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人民在人类政治制度史上的伟大创造，是深刻总结近代以后中国政治生活惨痛教训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中国社会一百多年激越变革、激荡发展的历史结果，是中国人民翻身作主、掌握自己命运的必然选择。”③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践行了马克思主义民主思想，又扬弃了中国的民意政治传统，是适合于中国国情的新型民主模式的重要制度载体。 民主，尤其是让劳苦大众获得政治表达的权利，是毛泽东毕生的价值追求。毛泽东少年时期从表兄文运昌与教师李漱清处接触了维新派的民主启蒙。此后，又陆续阅读过《民立报》《民约论》《新青年》等宣传民主的进步书报④。五四时期，毛泽东在《湘江评论》的创刊号提出“对抗强权的根本主义，为‘平民主义’（兑莫克拉西。一作民本主义，民主主义，庶民主义）”，主张“呼声革命”“无血革命”⑤。“驱张运动”的失败使毛泽东意识到资产阶级民主只让大众获得了空头的形式上的民主，无政府主义、德谟克拉西主义“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⑥。民主需要政治权力，需要组织与暴力革命。由此，俄式革命道路成为毛泽东探索民主制度的新起点。 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身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参与领导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制与运转。苏维埃制度又称工农代表大会制度，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由资本主义代议制文明加以改进的一种新型代议模式，其特点为民主集中制。毛泽东指出，工农民主专政的民主，体现为选举权的广泛性、提供政治自由、允许监督政府与划小行政区域等维度，建立在对阶级敌人专政之上⑦。 抗日战争时期是马克思主义民主思想中国化的关键时期。毛泽东领导设计了三三制、联合政府等极富创意的民主模式。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思想，指明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与旧民主主义共和国、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差异，提出国体应为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应为民主集中制，“既能表现广泛的民主，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高度的权力；又能集中处理国事，使各级政府能集中地处理被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所委托的一切事务，并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动”⑧。这些创新在服务抗战大局的同时，进一步传递了“非少数人所得而私”的民主建制原则，争取了民主话语的解释权。 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的政权组织形式开始由参议会向人民代表会议过渡。1948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国家政治制度不能采用被袁世凯等历届政府用到弊端尽显、声名狼藉的议会制，而要采用符合国情又不会被国内外势力反对的民主集中制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满足了近代以来中国从知识分子到老百姓对人民主政的期待，打通了将人民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再转化为国家行动的立法渠道。 保障民主，不仅需要民主制度，而且需要可行的执行方式与可靠的执行者。为此，毛泽东非常重视干群关系，重申“民意政治”的传统。所谓“民意政治”，即政治精英要顺从百姓的普遍意愿。孟子提出，让位舜的不是尧，而是“天与之，人与之”⑩，即天意与民心。“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民贵君轻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民意疏导论都是民意政治传统的典例。苏维埃制度的代表设立上，与英美代议制不同，并不设立专职的议员，而由不脱产的、紧密联系群众的各行各业从业者担任。自苏维埃时期始，毛泽东就特别注重民主制度运行的作风问题，如扫清独裁专断、图省事怕麻烦的旧工作作风(11)，政府工作人员由选举而任职、不胜任的由公意而撤换等(12)。代表们在开会期间传递民意，在闭会期间带头遵守并引导群众服从民意的决策，在实现“形式民主”的同时又落实了“实质民主”。由于毛泽东晚年对民意的误判和对制度官僚化的过激纠偏，人大制度在改革开放后才恢复正轨，实现了制度设置初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