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关于毛泽东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研究主要有三种范式：一是文本诠释研究。主要阐发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著作中蕴含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思想，说明毛泽东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理论创新及思想史意义。二是文本来源及发展史研究。主要讨论毛泽东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代表性文本《矛盾论》《实践论》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和当时国内流传的《社会学大纲》《大众哲学》的关系，讨论《实践论》《矛盾论》的版本流传演变问题。三是问题导向研究。主要研究毛泽东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与当时中国革命中具体问题的关系，毛泽东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如何解决当时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本文主要采用第三种研究范式，主要研究毛泽东的实践论哲学如何从思想上为党的思想路线奠基，毛泽东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理论探索对当今贯彻党的思想路线、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有什么样的启发意义。 学术界研究党的思想路线往往与毛泽东的《反对本本主义》《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相联系，认为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然后才形成了党的思想路线①。固然，党的思想路线的确立，离不开毛泽东的这些重要著作，但同时，要想真正理解党的思想路线的确立过程，还需要对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和调查研究工作，以及反对“左”右倾思想进行全面考察。如此，才能真正理解毛泽东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与党的思想路线确立的内在关联。研究毛泽东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与党的思想路线的关系，不仅可以深入理解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确立的曲折性、必然性和重要性，而且可以进一步理解“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②的真正含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共产党人的看家本领”，其创新程度体现了共产党人“看家本领”的高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毛泽东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对于贯彻党的思想路线，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毛泽东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根基唯物史观的确立 毛泽东早期的哲学思想受湖湘文化影响很大。大体而言，在五四运动之前，毛泽东的哲学立场偏向唯心主义。五四运动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毛泽东开始逐渐接受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毛泽东唯物史观的确立是其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根基，这个根基的建立，既与毛泽东的革命斗争实践有关，也与党的早期领导人对唯物史观的认识有关。 在马克思主义最初传入中国时，思想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非常不一致，唯物史观对于中国革命的真正价值并不被许多人所认识。在当时经验论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党的早期领导人如陈独秀、邓中夏等，认为哲学（当时也称玄学）远离人们的现实生活，不能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应该被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所取代③。李汉俊认为，黑格尔的哲学代表了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的学说不是“抽象的哲学”，而是“具体的科学”。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不是哲学，而是“马克斯科学”④。唯物史观究竟属于社会历史科学还是一种新哲学？抑或唯物史观本身就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时科学与哲学被严格区分的语境下，科学被认为是提供经验性或实证性的知识，而哲学作为本体论和方法论，并不提供经验性的知识。马克思把社会历史看作是处于一定现实生活中的能动的主体的人所进行的社会发展过程，他批判“抽象的经验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把历史看作“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和“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马克思对社会历史的考察力求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来理解事物，其唯物史观虽然“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但却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⑤。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既是社会历史科学，又是我们考察社会历史的行动指南，是历史哲学。唯物史观同时具有科学与哲学双重属性⑥。 蔡和森和毛泽东对唯物史观的认识不同于经验科学论者，他们不仅对唯物史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重要地位有正确的判断，而且对唯物史观在党的革命事业的指导地位方面也有清醒的认识。 学术界一般认为，毛泽东早期马克思主义思想主要受李大钊、陈独秀的影响，但同时，蔡和森的哲学思想和建党思想对毛泽东也有重要的影响。毛泽东与蔡和森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结识后就成为志同道合的挚友。此时，毛泽东的哲学立场还不完全是唯物主义的，毛泽东在1917年所写的《心之力》的论文得到其老师杨昌济的高度赞赏。正如毛泽东自己所说，当时其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⑦。1918年，新民学会成立后不久，蔡和森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10月回国。这期间，毛泽东与蔡和森之间进行了比较频繁的书信往来，通过这些书信，可以看到蔡和森建党思想和哲学思想对毛泽东的影响。 1920年初，蔡和森到法国以后，“猛看猛译”马列主义著作，并通过书信将自己的学习心得与毛泽东交流，把马克思主义在国际传播的形势告诉国内的毛泽东。1920年8月13日，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阐述了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思想，并主张中国应该走俄国的革命道路。蔡和森在信中写道：“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缔，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社会主义必要之方法：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⑧蔡和森认为，中国要走俄国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道路，通过阶级战争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是“现世革命唯一制胜的方法”，“我对于中国将来的改造，以为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和方法”⑨。同时蔡和森认为，要实现中国革命的胜利，需要“四种利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组建共产党。“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⑩。大概在1920年11月底，毛泽东收到了蔡和森的这封信。同年12月初，毛泽东给蔡和森回信，信中讲到“我于子升和笙二兄的主张，不表同意。而于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11)。“据和森的意见，以为应用俄国式的方法去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是赞成马克思的方法的”(12)。毛泽东赞同蔡和森提出的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反对萧子升和李维汉提出的“用平和的手段，谋全体的幸福”的主张及无政府主义。 1920年9月16日，蔡和森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主要阐述了唯物史观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指导思想的重要性。蔡和森认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显然为无产阶级的思想，并将唯物史观视为人生哲学社会哲学的出发点。由此，蔡和森还列出了一个公式：“俄社会革命出发点=唯物史观。方法=阶级战争+阶级专政。目的=创造共产主义的社会。”(13)由此公式来看，蔡和森对俄国革命的方法、目的的理解是比较准确的，也是符合《共产党宣言》所阐述的基本理论的。蔡和森把唯物史观看作是俄国革命的“出发点”，是指导俄国革命胜利的思想基础，这种深刻理解迥异于当时经验科学论者忽视哲学的错误倾向。就在这一封信中，蔡和森还提出，中国流血的社会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因此组建党组织十分重要。他在信中提出，“显然公布一种有力的出版物，然后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14)。蔡和森是最早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这个响亮名字的领导人。蔡和森对组建党组织与唯物史观关系的认识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中少见的，这与蔡和森“猛看猛译”马列主义著作，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有直接的关系。对于蔡和森提出的组建共产党与唯物史观关系的理论，毛泽东基本上全部接受，明确提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