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定程度上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发展史，毛泽东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做出了重要的开创性贡献，这个贡献在新时代得到了高度升华。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中，习近平同志深刻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百年历史进程的成功经验，明确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论断。“两个结合”的科学命题，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本质内涵和根本要求，极大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发展路径和广阔前景，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重大的原创性贡献。 一、“两个结合”虽然是一个新命题，但却不是一个新问题 “两个结合”是习近平同志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中提出的一个创新性的科学命题，但“两个结合”的历史进程并不是在这个命题提出之时才开始的，在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这个问题始终存在着。 早在马克思主义的早期零星传播之时，中国人就力图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1899年，西方人李提摩太节译了英国社会学家纪德的《社会的进化》一书的部分章节，1899年5月，广学会出版了蔡尔康据李提摩太节译内容写成的《大同学》,书中多次提到马克思、恩格斯及其观点。该书第3章《相争相进之理》讲道：“近世学派，有讲求安民新学之一家。如德国之马客偲(即马克思——引者)”第8章《今世养民策》写道：“德国讲求养民学者，有名人焉，一曰马克思。一曰恩格思”,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实属不刊之名论”。①可以看出，译者力图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安民”“养民”等概念来译述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当然这种概念套用曲解了马克思主义的原意，且容易给人们理解马克思主义造成障碍。 20世纪初，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对马克思的生平、学说做过介绍。1902年，梁启超（署名“中国之新民”）在《新民丛报》第18号发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麦喀士，日耳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今之德国有最占势力之二大思想，一曰麦喀士之社会主义……麦喀士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多数之弱者为少数之强者所压伏”。②这是中国人较早阐述马克思主义的文字。1904年2月24日，他在《新民丛报》第46—48号合刊上发表《中国之社会主义》介绍马克思、拉萨尔的观点，认为这些思想在中国古代思想中已有体现。文中讲道：“社会主义者，近百年来世界之特产物也，檃括其最要之义，不过曰土地归公，资本归公，专以劳力为百物价值之原泉。麦喀士曰：现今之经济社会，实少数人掠夺多少人之土地而组成之者也……此等言论颇耸听闻。虽然，吾中国固夙有之。”之后，他列举了中国历史上王莽的“分田劫假”的说法，宋朝苏洵关于废井田制、造成罪恶的论述，认为中国古人的这些论断，“与千八百六十六年万国劳力党同盟之宣言书，何其口吻之逼肖耶！”为此，他发出感叹，“中国古代井田制度，正与近世之社会主义同一立脚点，近人多能言之矣，此不缕缕”③。当然，梁启超并不了解并且反对，他在《新大陆游记》写道：“大抵极端之社会主义（即科学社会主义——引者），微特今日之中国不可行，即欧美亦不可行，行之则其流弊不可胜言。”他还把社会主义看作是同基督教一样的迷信宗教。④梁启超虽然不了解科学社会主义的真谛，把社会主义同中国古代的井田制度相提并论，但他力图结合中国当时社会政治现状，尝试用中国传统文化来解释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进程是有启发意义的。 朱执信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思想家中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代表。他在《民报》1905年11月第2号上发表的《德意志社会主义革命家小传》是一篇重要文献，特别是其中的第一篇《马尔克Marc》一文⑤，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及社会主义学说作了较详细介绍。文章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的主要内容特别是十大纲领，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高度评价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的历史地位。他在文中表明要将德国社会主义学说“介绍于吾同胞”，“所期者数子之学说行略，溥遍于吾国人士脑中，则庶几于社会革命犹有所资也”。也就是说，要把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人们的头脑当中，用这种学说为中国革命提供一种理论的参考和借鉴，实际上也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民国初年，王淄尘（煮尘）根据朱执信《马尔克》的内容于1912年6月在《新世界》第2期刊载了《社会主义大家马尔克之学说》⑥一文，文章分为绪论、传略、共产主义宣言书之概略、《资本论》之概略等部分，对马克思的思想、人格大加赞扬，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在世界的影响力高度评价。“今日社会主义之学说，磅礴郁积，社会党之势力澎湃弥漫，能使全世界大多数之人均栖息于是旗帜之下，又使自有历史以来之富家豪族重足而立，侧目而视，致此者谁乎？德之马尔克也。马尔克之智识、之能力何以能使全世界之人类倾倒如是、嫉视如是乎？则以万国社会党之《共产党宣言》草之者马尔克也。然则马尔克者，不啻全世界之造时势者，而万国社会党之《共产党宣言》又不啻二十世纪社会革命之引导线，大同太平新世界之原动力也。”为此，他表示要“将马尔克之行义、之学说绍介于吾同党、吾同胞，知所信从而知所则效矣”，即把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介绍到中国人当中，使中国人能够信从而实行。可以看出，他也力图用中国古代的大同社会思想来阐述马克思主义的理想，并力图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让人们接受马克思主义来改造中国。 当然，这些早期的传播者，没有确立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没有把握住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没有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中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所以也就不可能真正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致力于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解放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党的一大按照马克思主义原理提出要采取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方法，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党的二大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提出党的最低纲领是打倒军阀、打倒列强、完成民主革命，最高纲领是实现共产主义。但是，坚持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和怎样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的基本国情和中国革命的基本特点是什么，如何探索和开辟具有中国特点的革命道路，也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很好地结合起来，从一开始就成为一个必须解决的大问题，但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中国共产党人在这个方面历经坎坷。大革命时期，由于共产国际的某些不正确指导、党自身理论准备不足以及主要领导人的重大失误，中国共产党没有能够独立自主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创造性地结合起来，从而不能准确把握中国社会基本性质、主要矛盾，在领导权、农民问题等方面出现了严重错误，大革命最后失败。党的八七会议提出：“在严重的环境之下，又是革命危机的时候，我们要整顿改编自己的队伍，纠正过去严重的错误，而找着新的道路。”⑦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艰难“寻路”。经过艰辛探索，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为核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斗争。1930年1月，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初步阐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理论，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根本原则。但是，这些重要观点并未成为全党共识，更没有成为党的指导思想。相反，党的主要领导人把马克思主义严重教条化，把俄国革命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高度神圣化，党内连续出现了三次“左”倾错误，党和革命事业遭遇严重挫折。1935年1月，在遵义会议上，历经磨难的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地选择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毛泽东的思想开始逐步在全党得到认同。正是在一系列挫折和失败中，中国共产党人逐步觉醒，这就是要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独立自主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立并不断丰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概念和内容要求，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集体共识和思想自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