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的“扣号作战”计划与华北的敌后战场

作 者:
刘峰 

作者简介:
刘峰,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世界史系副教授。

原文出处:
近代史研究

内容提要:

日军的“扣号作战”是1944年“一号作战”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为了执行此项侵略行动,日本华北方面军曾大规模地从后方抽调兵力,由此给华北的敌后抗战留下了大展拳脚的空间。通过研读日方留下的史料档案可以发现,受“扣号作战”的影响,华北日军此后无论在“地上”的博弈还是在“地下”的较量中,都表现得颇为被动狼狈,面临着捉襟见肘、疲于奔命的困境。其采取的因应措施、构思的阴谋诡计最终未能得逞,并在这一背景之下进一步迎来了中方的反攻前奏,开始快步迈向战败的命运。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23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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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所周知,1944年的“一号作战”(又称“大陆打通作战”,我国称“豫湘桂战役”)是抗战时期侵华日军发动的最后一次大规模会战,也是近代日本陆军自建军以来参与的最大规模战役。此次作战,空间跨度约为2400公里,覆盖了河南、湖南、广西三省,日军共动用了约51万兵力,持续交战了8个月之久。其中,战役的前半期被日方称作“扣号作战”(又称“京汉作战”,1944年4-5月),后半期则是“拓号作战”(又称“湘桂作战”,1944年5-12月)①,而我国则分别将其称为豫中会战、长衡会战、桂柳会战。

       长期以来,中外学界对此次战役做过大量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早在20世纪60年代,日本学界的臼井胜美等代表性学者就曾出版《日中战争》等书籍,对“一号作战”的基本情况及作战期间的部队装备、兵员补充、美军空袭等问题做了梳理与介绍。②此后又得益于资料集《战史丛书》三个分卷《河南会战》(朝云新闻社,1967年)、《湖南会战》(朝云新闻社,1968年)、《广西会战》(朝云新闻社,1969年)的出版,相关研究开始呈现深化的趋势。尤其是近年来,随着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国立国会图书馆等机构的大量史料档案与日军文件的公开,对“一号作战”的考察又进一步快速发展。包括波多野澄雄、山本昌弘、笠原十九司、芳井研一、岩谷将、谷拓弥等人在内的大批研究者都曾对此一时期侵华日军的战略决策、作战行动、情报系统进行过细致的检讨。③我国学界的相关研究,也在最近20年迎来了迅猛发展。有学者对国民党军队的战略决策机制、情报信息系统、官兵素质、后勤补给、兵役军纪、民众动员等情况展开了深入的研究④;也有学者将目光集中于正面战场,考察了国民政府的指挥系统、情报机制、判断决策、应对策略在此次战役中存在的不足与犯下的错误⑤;还有的学者分析了该时期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对其作战行动、政治工作、宣传战术及敌后战场的影响做了一定程度的考察⑥;有的论文还曾另辟蹊径,着力分析了当时新四军基于中共中央“绾毂中原”指示开展的积极活动。⑦此外,我国台湾学界亦有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如有的学者则从情报的收集与研判等角度进行了研讨⑧,同时亦有大量当事人的日记、记录出版。可以说,正是因为史料的相继公开与学术工作者的反复努力,目前关于“一号作战”的研究已达到了较高水准。

       然而,以往的专题研究仍有不充分之处⑨,尤其是存在“单向”叙事、缺乏印证的问题。长期以来,因为过于侧重分析正面战场两军的交战,往往容易忽视当时敌后战场的联动情况;虽然看到了日军在前方的恣意突进与国民党军队的溃败,但是未对同一时期日军在后方的狼狈与共产党军队的跃进展开更为详细的研究。因此,本文参考日方解密的原始文献档案,考察“一号作战”期间日军实施的“扣号作战”计划以及日方如何因应中方敌后抗战的问题,以就教于先学。

       一、“扣号作战”的立案与华北日军的策略

       为了考察日军对敌后抗战的观察与因应,首先要弄清楚日军的作战计划与相关策略;而若要分析其计划与策略,就有必要先明确其作战的动机与过程。

       事实上,早在“一号作战”的一年前,即1943年夏季,东京的日本陆军中央就已经开始研究类似的方案,而位于南京负责统辖整个侵华日军的“中国派遣军”亦在同年8月的《1943年度秋季以后中国派遣军指导大纲》中做出了翌年2月后要打通平汉线⑩的计划。然而,因为当时太平洋方面战局吃紧,筹措兵力实属不易,此案一直处于待定状态。

       1943年11月25日,发生了足以震动日军高层的大事件。当天,从江西遂川起飞的15架驻华美军战机(包括9架B-25、6架P-38)对日据台湾的新竹地区进行了猛烈的空袭,这是开战以来首次从中国大陆方面对日本“本土”实施的轰炸。这不仅意味着其后方的工业地带已然暴露在炮火之下,更戳穿了日本军部欺骗民众“本土绝不会遭袭”的谎言。再加上得知驻华美军实力为战斗机约160架、轰炸机约70架,其中桂柳地区部署战斗机约100架、轰炸机约20架(11),日本陆军中央顿感紧张不已,认为若再出现航程半径更大的B-29轰炸机,那么不仅是江西,中国的西南地区亦将成为轰炸日本本土的航空基地。正是在这一刺激下,“一号作战”被正式提上了日程。

       既往研究指出,日方当时负责主导立案的高官是两人,即参谋本部第一部(作战部)部长真田穣一郎以及该部下属的第二课(作战课)课长服部卓四郎。(12)但从日军文件记载的情况来看,“扣号作战”部分应是由前者来完成的。(13)其具体情况是:遭到空袭三天后的11月28日,“中国派遣军”高级参谋天野正一奉命返回东京领受军令,当时真田代表陆军中央向其传达了发动“打通作战”的意图并结合地图展示了自己考虑的方案,要求尽快研究具体计划以打通粤汉、湘桂(拓号)及平汉线南部(扣号),同时阻止美国空军对日本本土的空袭。(14)天野于12月3日返回南京后向“中国派遣军”司令部汇报了此一指示。7日,该军司令官畑俊六便拿出了首套方案《大陆纵贯铁道作战指导大纲案》,其主体思路如下:(1)将按如下顺序推进战役:拓号第一期作战→扣号作战→拓号第二、三期作战;(2)扣号作战将于1944年7月初发动,持续时间约一个半月,将动用华北方面军4个师团兵力从新乡渡过黄河发动进攻,击败国民党第一战区部队主力并打通平汉线。真田在收到该方案后并不是特别满意,认为启动作战的时间“甚晚”,提出了是否能提前至三、四月份的要求。进而,又在同月下旬指令服部主持进行了“虎号兵棋推演”,对未来的作战资材、作战准备、部队调动、中国军队动向等做了详细的模拟研究,最终得出了“拓号作战可予提前”的结论。于是,“中国派遣军”司令部于1944年1月4日再次修改了计划,形成了《一号作战计划大纲案》。该方案与此前的不同之处,在于提前了“扣号作战”的时间,将其放在了“拓号作战”之前,同时进一步为战役追增了兵力。其具体构想是:“命令华北方面军下辖的第十二军(以第三十二、三十五、三十七、一一○师团与第三装甲师团为基干)于4月下旬从黄河河畔发动攻势……(完成任务后)安排两个师团的兵力确保新占领区。”(15)此份计划在提交后最终得到了日本陆军中央的批准。于是,“一号作战”的正式命令便于1月24日下达了。即《大陆命第九二一号》规定:务必消灭中国西南地区的空军主要基地;“中国派遣军”司令官须攻占粤汉、湘桂及平汉线南部沿线要域;南方军应予协助。同时在一并下发的《大陆指第一八一零号》《一号作战要纲》等文件中强调:“中国派遣军应于晚春从华北、夏季从武汉及广州启动攻势……尤在4月前后派华北方面军在华北发动扣号作战。”(16)此外,为了隐匿企图,还特意要求将事前的准备行动命名为“五号演习”,进而又在2月1日颁布了《一号作战企图隐匿要领》,要求各部队佯装成开赴太平洋战场的样子。(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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