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反日”到“抗日”: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对日口号的变化(下)

作 者:
桑兵 

作者简介:
桑兵,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历史学院)(浙江 杭州,310058)。

原文出处:
学术研究

内容提要:

九一八事变至七七事变,中共的对日口号经历了五个阶段的变化,主导的趋向,就是从“反日”转向“抗日”。“抗日”与“反日”两种口号,均出现于1928年济南事变触发的反日风潮中。日本占领东北,由于国民党表示“抗日”,中共针锋相对,以“反日”为号召,并与反蒋联动。经过承认东北、华北及上海民众士兵的“抗日”,到逐渐对党外使用“抗日”的名义,进而打出“抗日”的旗帜,两种口号内外有别,长期混用,分际日见淡化。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共产国际统一战线策略的调整以及中共领导权的易位,中共中央针对民族矛盾急剧上升的危局,顺应舆情民意,从坚决反日反蒋的国际阶级路线逐渐调整到与包括国民党在内的一切党派合作抗日的民族战争的轨道上来,使得全面抗战来临之际全体中国人集合在“抗日”的旗帜下,同仇敌忾,一致对外。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23 年 06 期

关 键 词:

字号:

       [中图分类号]K26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23)03-0109-14

       五、“反日”与“抗日”并用

       1933年1月,日军占领山海关,华北危机陡然加剧。中共中央指出其目的在于占领整个华北,与满洲一起变成进攻苏联的根据地,极端增长了列强直接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危险。作为应对,党的基本任务是巩固与扩大苏区,红军反攻国民党,以加强反帝运动的无产阶级领导权。要组织和吸引群众参加反日反帝反国民党的民族解放战争,大批动员工人及群众组织反日义勇军或参加东北热河义勇军,工农学生武装起来,开展反日游击战。①同日,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发表告全国民众书,警示日本不仅企图把热河变为伪满洲国的一部分,而且下一步就是占领平津和黄河以北大部分土地,对中国实行殖民统治,使之变成反苏战争的根据地。中国要实现社会和民族的解放,必须走俄国式的革命道路。地大人众的中国成为列强的分赃品,是因为国民党镇压民众,出卖中国。只有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实行民众武装的民族革命战争,才能战胜帝国主义。②

       面对华北危局和亡国危机,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于1月17日发表宣言,表示愿在三个条件下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作战协定,反对日本侵略,即停止进攻苏区;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武装民众创立义勇军,保卫中国及争取独立统一与领土完整。谴责国民党军阀“对于抗日士兵的压迫遣散与屠杀”。③4月15日,中国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与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联合宣言,重申愿在三个条件下与任何武装部队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同时指出“西南政府与福建的军阀一样是不反对日本及其他任何帝国主义的,最近他们的‘北上抗日’的宣传完全是欺骗民众的鬼话,实际上,是为着扩张自己的地盘和进攻苏区与红军”。国民党则以“剿共即抗日”,“在共未肃清前,不许言抗日”来阻止士兵群众的革命化。④值得注意的是,这份宣言的实际撰写和发表人是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在作为共产国际一个支部的架构下,当时中共的组织系统具有一些与全面抗战开始后不同的特色,如因为中央很难统一实时掌控各地的实情并实施领导,设立了若干分局或中央局,它们同时直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有时甚至可以向全党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这种特殊关系使得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可以自行代表中共中央对全党乃至国内国际发布重大宣言和决策。长征后解决张国焘另立中央的权宜办法之一就是成立西南局,直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以免与中央冲突。而长期担任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职务的王明回国后仍然自以为中心,试图与中央分庭抗礼,也是渊源有自。

       把握相关语境,对于理解1933年1月26日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再度以中央名义致信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就比较容易。这封信在中共转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进程中至关重要,它承认并批评中共在东北的影响和组织十分薄弱,游击运动更多带着群众性质。满洲游击队总共约30万人,主要分为旧吉林军队组织、王德林等的反日义勇军、农民游击队和赤色游击队。后者力量太小,还不是整个运动的领导者和主导力量。第一部分的领导人为张学良部下将领,如马占山、李杜、丁超、苏炳文、朱霁青等,服从国民党指挥,依靠地主资产阶级和富农。他们在美国的影响下,由于民众反帝民族革命运动高涨,受士兵和大部分军官反日情绪的威胁,为了自己的利益,才实行抗日战争,却仇视工农群众的革命运动,解除反日义勇军的武装。他们是不可靠的,动摇的,在适宜条件下和必要的时候,会叛变投降,而且已经阻碍群众游击运动的发展。其战斗力较低,马、李、苏等部已经失败。

       朝野各种反动派表面同情满洲的反日运动,空谈援助,其实是想垄断满洲游击队的物质和精神援助,掩饰民族叛徒的真面目,以肃清后方破坏分子为名,加紧“围剿”苏区红军,并借口国难期间全国一致,压制民众。他们散布对国民党民族革命的幻想,镇压群众的反日运动,夺取反日运动的领导权,使之限制在单纯军事行动的范围。必须争取反日运动的领导权,才能避免失败的命运。满洲问题既是完成民族解放的革命任务,保护苏维埃中国,也是完成国际的任务——武装拥护苏联。我党现阶段的基本任务之一是夺取和巩固反日群众斗争的领导。总的策略方针是一方面尽可能造成全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来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而不一定可靠的动摇力量,共同与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一方面准备进一步的阶级分化及统一战线内部阶级斗争的基础,准备满洲苏维埃革命胜利的前途。

       要实现共产国际第十二次全会在此基础上提出的总政治口号,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及民族叛徒的财产,总同盟抵制日本帝国主义及“满洲国”,扩大广大群众的游击运动,反对日本侵略者,建立选举的民众革命政权,主要靠正确地灵活地实行特殊的全民族的反帝国主义,首先是反日统一战线,夺取和保证无产阶级在其中的领导权。并严格注意、坚持和保存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反对右倾投降与“左”倾关门;分别对待不同对象,如不同的游击队;牢记下层统一战线是基础,上层统一战线只有在下层坚固并影响上层时才可能有用;无产阶级在一定场合和条件下与民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实行统一战线,这部分人还用武装方式与帝国主义斗争时,意味着要用特殊方式与之争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实现无产阶级领导的真正革命的统一战线,要有广大的群众革命组织,并对群众进行政治教育。要保持最宽广的反帝统一战线,坚决拥护农民的要求,只有农民加入才能独立组织党的武装力量,实现无产阶级在反帝运动中的领导权。⑤关于民族战争与土地革命的关系中共中央也有新的说法,虽然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前提是推翻国民党的统治,但中国民众反抗日本进攻不会等到它被推翻。国民党的投降与出卖主权会加剧人们的嫌恶,因此苏维埃和红军愿意与抵抗侵略的民众、士兵、军队和义勇军合作,缔结作战协定。⑥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