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领袖像与中国共产党的肖像政治

作 者:
许冲 

作者简介:
许冲,法学博士,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原文出处:
广东党史与文献研究

内容提要:

新中国初期,在“一边倒”以及“中苏友好,学习苏联”的重大政治议题框架下,中共着力构筑以苏联领袖像为中心的肖像政治。经由规范制备、仪式操演和轮换调适,苏联领袖像乃至新中国肖像政治的基本仪规得以确立,个中政治象征意涵得到释放,中共象征政治诉求也渐趋达成。然而,中共肖像政治及其“新传统”的形塑,迅即受到苏共二十大及其之后中苏关系演变的深刻影响。尽管在恪守原则的基础上,中共对肖像政治和中苏关系屡加调适,但中苏彼此间还是由渐生分歧走向最终裂变。统观新中国初期肖像政治历程,它既曾参与建构中苏友好关系,亦能直观鉴证中苏关系转轨。这说明,中共借助对苏联领袖像的政治操演,确实可以进行“政治的联想”,抑或征兆“政治的冲突”,并借此为新中国政治发展提供着既可视又可靠的“历史的证词”。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23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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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7;D2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644(2022)06-0005-19

       新中国成立后,鉴于苏联领导人在20世纪上半叶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与深远影响,其政治肖像被频繁使用于中国国内重大纪念活动,并由此构成中共肖像政治的独特镜像。从现实层面看,这是在“一边倒”以及“中苏友好,学习苏联”的政治议题框架之下,中共构筑新中国肖像政治的历史性选择。借此政治符号和仪式过程,苏联领袖像开始深度介入新中国的政治叙事,并广泛影响到新政权的政治生活、权力运行和对外交往。对此议题,相较学界在苏联政治图像或毛泽东像研究领域取得的成果①,相关研究亟待深化和拓展。究其缘由,实因它既关乎新中国肖像政治的价值判定,也关涉中苏关系演进规律的历史透视,而且还对当代继续推进中国象征政治具有一定的镜鉴意义。

       一、从承诺到践诺:苏联领袖像介入新中国肖像政治的缘起

       领袖像作为一种象征性视觉语言符号,往往具有易于频繁复制再现和广为传布散播的鲜明特点②,因而常“被用作教化的手段、崇拜的对象、唤起冥思的刺激物和争论的武器”③,在社会政治生活领域发挥建构形象、寻获认同、塑造权威和协调关系等诸项功用。新中国成立后,中共积极构筑肖像政治,广泛使用苏联领袖像,核心诉求也正在于此。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苏友好协会发起人大会”可视作中共尝试在国家层面展示苏联领袖像的初步探索。它通过将列宁、斯大林、孙中山、毛泽东的油画像共同悬挂于大会主席台的上方④,来向苏联申明新中国四个“不能忘记”之本心⑤,言明中共将继续坚持以马列主义为指导、以学习苏联经验为指针、以“一边倒”作为中国基本外交方针和重大战略选择。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于1949年10月7日和9日接连发布关于悬挂领袖像的规定。它除对公共空间的挂像选择、排列秩序和组合模式予以整体性规范外,还特别规定了苏联领袖像的使用规范:在党的一切机关中可以面向从右至左平列悬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像,在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和工会会场两旁悬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像,在中苏友好协会会堂从右至左悬挂毛泽东、孙中山、列宁和斯大林像。⑥其中,列宁和斯大林作为全世界工人阶级的伟大领袖和世界革命导师,在新中国肖像政治领域享有如此角色定位和在场感,当属合情合理;至于马克思、恩格斯、毛泽东和孙中山,作为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领袖,其肖像政治地位也是毋庸置疑的。那么,在新中国成立不足十日内,中共中央为何要两次发文规范挂像问题呢?细究两份文件间的内在关联,东北地区苏联领袖像的悬挂和处置问题是关键,而个中原委耐人寻味。

       从字面解释看,鉴于国内出现粗制滥造领袖像、挂像方式不合规范(招致民主人士指责)以及苏联援华专家要求挂像等问题,中共中央才二度作出“补充”挂像规定的。⑦但是,上述问题并非东北一地特有,全国各地也多有表现。⑧若再度细究中共中央文件,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民主人士为何“有理由”指责挂像问题?二是“东北情况特殊”到底“特”在何处?根据苏联解密档案所示,爱国华侨陈嘉庚在1949年8月结束东北之行后,向中共中央报告(又说向毛泽东“哭诉”):东北地区悬挂毛泽东领袖像的范围和数量,明显不及苏联领导人像。对此,东北局书记高岗认为,因陈嘉庚发出上述“挑衅性”言论,才促使毛泽东签署致东北局的电报,明确限定在苏军驻地、苏维埃学校、苏侨集中地、中东铁路区域内以及苏中友好协会驻地等范围内,可以悬挂列宁和斯大林像。通过比较可以发现:电文内容与10月9日中共中央发布的“补充”挂像规定一致。事后,根据高岗向苏联代表科瓦廖夫的转述,毛泽东为此还专门向苏方解释:“现在不是大规模悬挂列宁和斯大林肖像的时候,因为各地的反动分子会利用这些肖像来反对我们”。对此,斯大林反倒“颇为大度”,在“惊诧”高岗与中共中央之间的挂像分歧之余,还表示“在中国越少悬挂列宁和斯大林的肖像越好”。综上说明,东北地区挂像问题的复杂性,已完全不只牵涉到中苏关系的和谐,更从侧面说明肖像政治对新中国内政外交的极端重要性。再则,尽管现已无法验证斯大林的话语是否出自本心,但这种政治姿态随即得到中共领导人的认可与承诺:“那个时刻会来到的,到时我们将在各个地方悬挂上列宁和斯大林的肖像”。在此基调下,两国领导人同时表示:双方应就挂像问题做好“解释”工作,务求自然、稳妥处置为上,勿使“如此简单”的问题复杂化。⑨

       言及至此,悬挂苏联领袖像真的“如此简单”吗?若真如斯大林所言,新中国成立后发生的挂像问题缘何又会牵涉到中苏高层,进而又在中共党内造成分歧呢?

       先从外部因素考量,通过回溯苏联对华肖像政治输出的历史和诉求,或可发现个中端倪。早在抗战结束之初,苏联武装力量总政治部主任И.В.希金就曾向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建议,需在中国东北各大城市传递苏联真实信息、展示苏联伟大形象、巩固苏联在华影响,特别是要以广泛悬挂苏联领袖像作为核心传播手段。⑩新中国成立后,来华援建中国空军的苏联专家也曾直接要求,让中方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驱逐航空学校校部大门和外围围墙上悬挂永久性的苏联领袖像(斯大林像居中,毛泽东和朱德像分列左右,且斯大林像要比后二人像大)。(11)在两个完全不同的历史节点,缘何苏方均提出要在中国悬挂苏联领袖像?较为合理的解释是:政治领袖作为国家、政党和政权形象最有价值的代言人,具有独特的传播载体特质,以及被异化为符号的政治象征功能,其政治肖像已成为各国推行和推广政治理念、发展道路、制度文明的首要政治符号;同时,在中国广泛使用列宁和斯大林像,对强化苏联作为世界革命的领导者,特别是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指导者的角色地位,建构苏联形象和维护苏联在华利益等方面均价值斐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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