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华中”区域概念的建构

作 者:

作者简介:
李雷波,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副教授。上海 201602

原文出处:
历史研究

内容提要:

“华中”是在近代中西学术互动中出现的新区域概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沿用传统“长江”名义指代华中地区,并分立长江局与北方局、南方局。全面抗战爆发后,因长江局的名义及建制难以适应日益纷繁的战局,“华中”概念被广泛运用到对战场形势的分析中。随着“发展华中”战略出台,中共抗战军事行动及话语对“华中”语义作了深度重塑。“华中”区域概念在战争中不断得到运用和发展,逐步开启其建制化进程。在皖南事变前江南新四军整体北移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正式以华中局名义统摄长江南北敌后作战区,标志着“华中”概念建制化的成型。自此,“华中”逐渐从概念融入建制,成为中国现代区域建构的重要一环。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23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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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区域史研究方兴未艾,“华北”、“华南”以及“华东”等新区域概念的生成演化及其融入现代政治建制的过程受到不同程度关注,唯“华中”未见深入讨论。①目前相关研究大多围绕抗战后期中共中央华中局领导下的“华中抗日根据地”,及苏中、淮南、苏北、淮北、鄂豫边、苏南、皖江、浙东等8块核心区展开,②对“华中”区域概念的产生及其被普遍接受的过程缺乏足够关注。

       “华中”在近代中国是个全新的区域概念,直到抗战胜利后其内涵仍随中共军政格局演变而处在不断建构之中。解放战争初期,华中局与山东区合组为华东局后,中共在原苏皖两区专设华中分局、华中军区与华中野战军等区域建制。后因四野南下,中共又以豫鄂两省为中心另设新的华中局与华中军区。③在战争环境下出现的各种“华中”建制,一方面代表了中共军事行动对“华中”区域概念的重塑,另一方面又以军政建制的形式将这一区域概念引入国家制度体系。本文关注的问题是,“华中”区域概念如何在战争与革命交织的近代语境下产生,又如何从概念走向建制,对现代中国地理分区概念体系产生重大影响。以下仅就抗战前后中国共产党关于“华中”的认知次第及区域建制演进略作梳理,重点讨论抗战军政实践与区域认知之间的双向形塑,以期增进对中国现代区域建制形成的理解。

       一、“华中”概念的创制与流衍

       有研究者指出古无“华北”,④实则古亦无“华中”。今日所谓“华北”、“华中”与“华南”,大体是在近代“由域外看中国”视野下产生的。⑤其最初使用者或译自外文,或出自来华传教士。从相关检索看,目前已知较早在相对完整意义上使用“华中”概念的,是1907年译自英报的《论德国归还胶州湾事》。其文曰:“胶州扼中国海滨之要,为德国远东政策之机轴。其地便利,足以为海军之根据地,且山东一省,可取之机会甚多,并足以颉颃英人在华中部所占商务之优势。”⑥此处所谓“华中部”,虽未独立成词,但已初具形式,为“华中”(中国中部)的模糊表述。按其语境,应指英国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势力范围。

       在学术上较早对中国进行三分的,有孔廷璋等于1914年编译的《中华地理全志》。该书将中国整体划分为“中华本部各省”、“东三省”、“新疆省”、“蒙古”、“西藏及青海”五大部分,再将“本部各省”“依据地理上自然之区划”,分为“中华北部”(黄河白河两流域)、“中华中部”(扬子江流域)与“中华南部”(西江流域及闽浙)三大地带。“中华北部”包括甘肃、陕西、山西、直隶、河南、山东六省;“中华中部”包括四川、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六省;“中华南部”包括云南、贵州、广东、广西、福建、浙江六省。该书述其渊源说:“本书以日本西山荣久所著《支那大地志》为蓝本,并参考法人列谷尔所著之《中国》,法人黎夏尔所著《中国坤舆志》,及英美人所著各种地志。”⑦其中关于“本部十八省”三分的称谓,颇受传统分省行政建制(如“中华北部”六省即清代“北五省”)影响。⑧该书流传甚广,1914年9月初版,次年12月已印3版,1918年又出修订版(第5版),⑨成为后来“华北”、“华中”、“华南”等区域概念的渊源之一。

       较早将“华中”概念应用到中国区域划分中的,当属中国基督教教育会所设“华中”分部。1916年1月11日,《申报》“本埠新闻”谈道:“自耶教入华以来,欧美传教之士经营教育事业者遍于全国,近年复组织团体以谋办事上之联络、规划上之统一,于是有中国基督教教育会,又有华东、华西、华南、华北、华中各教育会为其支部。华东教育会为安徽、浙江、江苏三省教会教育家所组织,会员一百六十六人,每年在上海开会一次。”⑩该文未说“华中”支部具体何在,考虑到“华东”是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皖省,“华中”或许是以武汉为中心的两湖地区。但稍前新教美以美会所设“华中公学”、“华中年议会”、“华中女布道会”等多以“南京”为中心。(11)可见,来华传教组织对中国的区域划分非但脱离了传统概念,也较随意。

       其后,报刊上较多使用“华中”的栏目是体育新闻类,尤以中国、菲律宾与日本共同发起的“远东运动会”最具影响。(12)1921年在上海举行的第五届远东运动会将中国选手分为“华东(东方八大学)”、“华南(福建广东等处)”、“华北(东三省直隶等处)”、“华中(湖北等处)”四部分,明确“华中”以“湖北”为主。(13)两年后,《申报》在介绍“华中运动会”时说:“湘鄂赣皖四省,为欲选出参与远东运动会之选手,遂有华中运动会之发起,因运动地点,决在武昌,故鄂教育界于一月前,即已着手筹备。至五月初,湘皖赣三省选手陆续到鄂者,共有四百余人。”(14)

       此后,“华中运动会”以武汉为中心,在湖北、湖南、安徽、江西四省轮流举办。(15)1924年1月22日,《申报》“武昌通信”谓:“吾国北部每年有华北运动会之组织,东南有远东运动会之成迹,惟中部此等结合正在萌芽,卜地武昌者,借以增进体育上之兴趣。况地居全国中枢,交通便利,气候温和,萃全国体育领袖于一场,所以扬国光而增友谊。湖北政学各界对此极表同情。”(16)随着“华中运动会”逐年举行及各大报刊争相报道,以湘鄂皖赣为基础的“华中”区域概念逐渐流行起来。以江浙二省为基础的“华东”区域概念也在体育界出现。同年11月25日,“华东运动会浙江分会”在致各体育机关的函中谓:“各省区大都有团体之组织,黄河流域诸省有华北运动会,长江中流诸省有华中运动会,沿珠江诸省有华南运动会,独江浙两省尚无联合团体。”(17)

       有研究者指出,此时体育界出现的“华中”、“华东”等概念尚不成熟,甚至“具体包括哪些省份也很不明确”。(18)“不成熟”或是有的,若谓其区域包括哪些省份都“很不明确”,也未尽然。实则,上述体育界对华北、华中、华东的区域划分大致依据地理形势,在全国性的现代交通网未建成前,依大江大河而形成的分区运动会有其必要性与合理性。这些公众参与及关注度较高的活动,对“华北”、“华中”等新区域概念在全社会的传播有重要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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