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31；K2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23)-01-0075-16 在中共革命的历程中，党员既要应对外部环境挑战，还要面临个人病痛困扰。在艰苦的革命环境中，病痛不仅仅是个人体验，更成为党内一种群体现象，影响到党组织的实际运作状态。目前相关成果侧重于对抗日根据地与新中国的中共干部保健体系的分析，对干部保健体系建立以前的白区党员健康状态及其组织影响关注较少。身处白区的中共党员健康状况如何，白区党组织如何应对党员的疾患问题，又对组织自身产生了哪些影响?对这些问题的进一步探讨，不仅有利于学界深入了解白区党员的实际生存状态，认识地下工作的艰巨性、复杂性与特殊性，而且便于从医疗史角度剖析党员疾患境况与党组织运作之间的复杂互动，从而把握中共组织演化的阶段性特征。本文通过探究1927年至1935年白区党员疾患境况的生成因素、白区党组织应对党员疾患问题的条件及方式以及疾患状态与党组织运作、组织观念之间的相互影响，展现白区党员的实际生存状态以及疾患问题对中共组织机制的深刻影响，为学界从生命体验角度理解中共革命提供借鉴。 一、党内疾患现象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严峻的革命形势下，中共党员的健康问题逐渐显现。从相关报告来看，疾患现象已经不局限于零星干部，而是遍及各级党组织，甚至出现整个部门鲜有健康党员的情况。1929年，福建省委第三次全体会议选举罗、谢、陈姓三名党员为常委，“当时组织颇健全，但数日后，罗△同志旧病复发改补王△△为常委。书记则改由陈△△同志负责。后来王同志又因病又补吴为常委。所以目前常委是陈、谢、吴三同志，组织因之不健全，但还可以支持下去”①。可见，福建省委成立不久，常委就因病经历了两次调整。同样，1929年4月，满洲省委成员也普遍患病，“省委仅剩一个孟坚比较的不是病夫，能够做事”②。1930年6月，中央秘书处文书科科长张唯一指出：“文[书]科的同志都是病夫，于达对问题是很清楚的，工作上的毛病，全是因病。”③ 该现象也引起了共产国际的关注。1929年5月，中共中央在给共产国际的信中指出，党内已经难以选拔出符合共产国际健康标准的党员赴苏联深造：“比较积极参加工作的同志大部分都有病。完全健康的同志很少。这是中国党和工农群众中的普遍现象。在最近几年的激烈斗争中，我们的同志，特别是干部，没有条件关心自己的身体。如果遵循这样的条件，即患有你们开出的许多疾病中任何一种病的同志，学校都不能录取，那我们连一个学生也派不了。这不是夸大，而是事实。在省里，由于怕这条限制，决定不派同志。中央能到哪里去找同志呢?”④而在苏联各校中，中国学员的健康问题也已经显露。1928年12月，共产国际开始讨论遣返步兵学校中国病患学员的建议：“健康状况令人担心，一些学员的肺结核病活动期明显在发展。必须遣送13到15名危险病号。”⑤长期作为中共干部培训地的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也不乐观，“据医疗统计，70％的学生患神经性疾病和肺病”⑥。由此可见，至迟在1929年，中共党内已经普遍显现出党员疾患问题。 中共普遍的党员疾患现象，首先与党员的社会构成存在密切联系。中共早期的党员干部以知识分子、工人与农民居多。据中共六大统计，全国各省委常委委员中，知识分子占61％，工人占32％，农民占6％，仅剩1％属于其他成分⑦。从阶级革命角度来看，大多数中小知识分子与工农收入水平较低，处于社会中下层，更容易倾向革命。但这也意味着这类社会群体的生活条件有限，难以获取良好的医疗服务，更容易感染疾病。例如知识青年即为感染肺结核的主要群体，正如《大公报》所述：“青年学生，终日埋头书案，或有激烈过度的运动，皆足以与结核菌侵入或发展之机会。”⑧1929年，北平协和医院统计显示，3134名结核病人中有797名学生，占结核病人群体的25％，位居首位⑨。同样，工人在职业生产中也容易患上各种疾病。1935年，一份关于上海印刷劳工的健康调查指出：“在此次189工人中检查之结果，仅有58人可称健康，换言之，则三分之一以下之工人无重要缺点或疾病，且适宜于作工。此种状况，足以代表中国劳工团体健康状态。在此印刷工厂中所得之结果，亦未尝不普遍于其他工业也。”⑩而工人能够用于医疗方面的支出较少。以上海为例，1930年上海工人家庭的全年医药支出仅为3.1元，占总支出的0.8％，平均每月支出约0.26元(11)。农民在应对疾患方面也不轻松，尤其是中共在乡村革命中注意吸收的雇农，情况更为堪忧。一份社会调查显示，在有职业而无力缴费的病人群体中，雇农所占比重最大。如调查者所述：“这一般雇农，平日则寄食于主人家，工作报酬，所得有限。作长期工作者，多半在上工(第一天到一个新主人家作工为上工)之始，就预为支用。如有天灾病患，自然是没有办法的。那些作短期工作者，一年只有春夏秋三季容易找活做，冬天多半赋闲。试问一个平日无积蓄的雇农，一旦生病，其医药费又将何出!”(12)当党组织倾向于吸纳知识分子与工农作为革命主力时，也相应地承受了这些群体较大的潜在医疗压力。 除了党员构成，中共的革命职业特征也对党员的健康有所影响。首先，大革命失败后，中共转入地下，生活工作条件较为艰苦，“多数同志(即党的积极工作人员，他们个人国民党领袖都认识)过着隐蔽的生活。他们没有固定住处，经常更换地方，经常饿着肚子工作，患疟疾、肺结核，年纪很轻就死去了”(13)。由于经费不足，一些党员甚至无法解决基本的温饱问题。如陕西共青团省委的经济状况“困迫万状”，“工作同志每天吃两次红芋，每次限定一碗，没有多的。住机关女同志产后无食，竟至得病濒危”(14)。中共尤其注重群众运动，往往要求党员深入基层，与工农群众同工同处。党员在推进群众运动的同时，难以顾及工作的卫生环境。曾参与唐山工人运动的顺直省委特派员徐彬如回忆：“我和小吴为了深入矿区，接近工人，同矿工们一同住在‘锅伙’里。那时矿工们的生活非常苦，在‘锅伙’里都是不穿衣服的，卫生条件很差，跳蚤和虱子多极了。”(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