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西夏文献的出土发现可谓层出不穷。可以这样说，西夏出土文献数量之大、种类之多，丝毫不逊色于甲骨、敦煌、简牍文献。在众多富含研究价值的出土西夏文献中，有一类用西夏文翻译的汉文典籍，学界简称“夏译汉籍”，它们是西夏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夏译汉籍”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我们平常所说的“夏译汉籍”，往往是就狭义而言的，仅指世俗文献。广义上的“夏译汉籍”还应该包括宗教文献，主要指大量译自汉文的佛经。本文所探讨者，仅限于用西夏文翻译的汉文世俗典籍，即狭义上的“夏译汉籍”，包括译自汉文的儒经、兵书、道家著作、医书、史书、童蒙读本以及西夏人依据汉文典籍编译而成的著作等，共7大类21种，遍及汉文典籍中的精华，皆属善本之列。 西夏学的开展必须立足于文献研究，尤其是西夏文文献的译释。纵观百余年的西夏学发展历程，国内外对西夏文文献的研究都不约而同地集中在“夏译汉籍”上。这是因为在返译的过程中有原文可资参照，从而使得研究工作有据可依。学者们刊布图版、给文献定名、缀合残片、编撰目录、过录西夏文字、翻译、注释、对文献中所涉重要问题进行考察，取得了不菲的成绩，相继发表了一批重要论著，为进一步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但已有成果多注重利用语言学的研究方法，构拟西夏语音，分析西夏字义、对夏译文标点断句等。实际上，夏译汉籍的研究价值是多方面的，除了在西夏语文的译释研究方面有重要价值外，对西夏文化发展史、思想史、中国文献史和民族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打算对“夏译汉籍”所具有的史料价值略做阐发，一方面，从中可以获得中原政权和周边民族在文化上互动的史实；另一方面，从中可以挖掘出一些关于西夏社会真实状况的信息。 一、中原政权和周边民族在文化上互动的史实 辽宋西夏金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第二次民族大融合时期，这一时期历史的发展正由“天下一体”向“中华一体”过渡，被称为“前中华一体”时期，为后来的元朝实现统一创造了条件，元朝的建立标志着统一多民族“中华一体”的开始①。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民族融合，西夏王朝对流行于汉族地区的先进文化倍加青睐，这从西夏人的翻译活动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圣彼得堡和伦敦藏有一批黑水城出土的汉文儒经和兵书的西夏文译本，是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宝贵资料。 (一)儒经在西夏的传播。 据《宋史·夏国传》记载，元昊建立政权时，即把从汉族输入的典籍《孝经》《尔雅》《四言杂字》译成西夏文。谅祚执政后，“遵大汉礼仪以更蕃俗，求中朝典册用仰华风”②，广泛推行以儒学为主的汉学，开始向宋朝求赐大批经、史书籍。西夏奲都六年，即宋嘉祐七年(1062)，“表求太宗御制诗草、隶书石本，且进马五十匹，求《九经》《唐史》《册府元龟》及宋正、至朝贺仪，诏赐《九经》，还所献马”③。次年，西夏拱化元年，即宋嘉祐八年(1063)，宋“以国子监所印《九经》及《正义》《孟子》、医书赐夏国，从所乞也”④，使儒家思想在西夏产生了更大影响。宋王朝答应西夏对儒经的请求，有着向“四夷”传播圣道，实行教化的意义，是故显得特别慷慨，在诏赐《九经》的同时，连《孟子》也一并赐予。这是《孟子》一书首次传入西夏。谅祚以后西夏虽出现两次梁氏专权，突出党项传统文化，但到乾顺亲政后，又开始重视儒学。通过“建国学，设弟子员三百，立养贤务”，进一步确立了儒学在西夏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仁孝一朝，西夏的儒学发展到了顶峰。大庆四年(1143)“始建学校于国中，立小学于禁中”，人庆二年(1145)“重大汉太学”，人庆三年(1146)“尊孔子为文宣帝”⑤，这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总的看来，西夏王朝是儒佛并重，以儒治国，以佛治心，即在利用佛教净化人民思想的同时，也大力汲取汉民族的儒家文化如三纲五常、圣人名教等，以维护其封建统治。 在上述背景下，儒经如《孟子》《孝经》《论语》等传入西夏，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先后被翻译成西夏文。《孟子》有三个译本，分别是Инв.No 6738《孟子》、Инв.No 6850《孟子章句》和Инв.No 360、767、774、952、6753《孟子传》。《孝经》有两种不同的草书写本，编号为Or.12380/3858和Инв.No 2627分别译自唐玄宗李隆基注《孝经》和北宋吕惠卿注《孝经传》。《论语》编号为Инв.No 147、148、149、784、7215，译自陈祥道《论语全解》。儒经在西夏流传广、影响深。西夏人在对宋交往中，就曾不止一次地引用《孟子》以维护本国的利益。《宋大诏令集》卷二三五《赐夏国主给还绥州誓诏》开头，装叙西夏誓表部分较为完整，其中有这么一段：“非不知畏天而事大，勉坚卫国之猷，背盟者不祥，寅懔奉君之体。若乃言亡其实，祈众神而共诛；信不克周，冀百殃而咸萃。自敦盟约，愈谨守于藩条；深愧愆尤，乞颁回于誓诏。”宋熙宁二年，即西夏乾道二年(1069)，因秉常进誓表，乞颁誓诏，及请以安远、塞门二寨易绥州，遂赐以誓书。西夏誓表中所谓“畏天而事大，勉坚卫国之猷”，当语出《孟子·梁惠王下》：“齐宣王问曰：‘交邻国有道乎?’孟子对曰：‘有。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是故汤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勾践事吴。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在表白要“以小事大”，向宋投出橄榄枝的同时，言外之意也希望宋朝能够“以大事小”，双方达成和议。另据影印本《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元丰五年，即西夏大安八年(1082)，西夏南都统、星茂威明吉鼐在永乐之役大获全胜后，欲趁势求和，在致书宋环庆路经略使卢秉时，曾直接提到《孟子》一书：“昨朝廷暴驱甲兵，大行侵讨，盖天子与边臣之议，谓夏国方守先誓，宜出不虞，五路进兵，一举可定，遂有去年灵州之役，今秋永乐之战，较其胜负，与夫前日之议，为何如哉?且中国非不经营，五路穷讨之策既尝施之矣，诸边肆挠之谋亦尝用之矣，知侥倖之无成，故终归乐天事小之道。兼夏国提封一万里，带甲数十万，西连于阗，作我欢邻，北有大燕，为我强援。今与中国乘隙伺便，角力竞斗，虽十年岂得休哉?念天民无辜，被兹涂炭之苦，《孟子》所谓‘未有好杀能得天下’者也。”⑥文中的“乐天事小”，显然是化用上引《孟子·梁惠王下》中的“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而“《孟子》所谓‘未有好杀能得天下’者也”，则化用《孟子·尽心下》：“不仁而得国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以此指斥宋朝五路伐夏为“好杀”“不仁”之举。这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原王朝传统的“天下观”已为西夏王朝所接受，西夏主动承认自身是“天下”的一个组成部分。由此可见，西夏不仅在时间上将自己的政权纳入华夏正统传承序列，以大唐王朝的土德为续统，土生金，宣称“国属金”⑦；在空间上也将自己的政权与北宋王朝纳入同一个“天下”之中，北宋大、西夏小，大小相互依存。西方学者长期以来错误地认为，党项人建立的西夏是属于中亚系统的独立国家，实际上西夏王朝从来也没有自外于“中国”。西夏是中世纪中国地方割据政权，而不是独立国家，更不是属于中亚系统的独立国家，西夏历史只能是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