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3734/j.cnki.1000-5315.2023.01.021 一、让人思索的疑问 泸夷大首领卜漏在泸南起兵反抗朝廷，无疑是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的第一军国重事。卜漏事变以及“泸夷”、“泸南”两个词汇，如今已鲜为人知。宋人所说“泸南”，与“泸叙”或“戎泸”系近义词。泸指泸州(治今泸州市江阳区)，叙指叙州(曾称戎州①，治今宜宾市翠屏区)。宋代设置泸南沿边安抚使司，或称泸南安抚使司，其管辖范围大体相当于现今四川省泸州、宜宾两市的辖区②。“泸夷”是泸南地区众多少数民族的统称。卜漏事变有必要论述，一是因为其重要性被低估，二是由于其中存在一些让人思索的疑问，包括事变的起因、经过、性质与是非，等等。应当如何看待卜漏事变的平定者赵遹其人，便是一个明显的问题。下面就从这里说起。 卜漏事变爆发后，宋徽宗任命梓州路转运使赵遹为泸南招讨统制使，率领官军前往讨伐。当年年底，事变平定，赵遹受到徽宗褒赏。但在18年后，卜漏事变性质大翻转，获赏者赵遹沦为罪人。绍兴三年(1133)，赵遹去世时，朝廷采纳给事中胡交修建议，将平定卜漏事变定性为“泸南开边之祸”，将赵遹定罪为“祸首”，决定对其施行惩罚，“以谢泸南无辜之民”。赵遹遭到的惩处是生前官职被追夺，并殃及家人，其子孙按照惯例应当给予“遗表恩勿行”③。对于泸南民众来说，卜漏事变的爆发与平定确属一场莫大灾难。但称赵遹为泸南开边祸首是否公允，则是一个有待讨论的问题。何况“泸南开边”一语或许欠妥。庆历年间，谏官余靖称：“戎、泸二郡，旧管羁縻四十余州。”④唐朝设置的这些羁縻州，名存实亡者虽然不少，但均未脱离宋朝疆土，并不存在开边拓土的问题。平定卜漏事变，即便属于开边拓土，按照古代的政治文化，历史地看，只怕不应一概否定，通通视为罪行。 赵遹沦为罪人，有其时代背景。宋高宗时，群情鼎沸，人们出于义愤，纷纷起而声讨蔡京、童贯等“六贼”的罪行，抨击宋徽宗贪腐误国之政，吸取北宋灭亡的教训。正是在这一政治氛围下，赵遹因曾经受到徽宗褒赏，便被认定为徽宗的宠臣、“六贼”的同伙。赵遹与徽宗、与“六贼”的关系究竟如何?这又是一个应当探究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赵遹其人，《宋史》的议论与叙事存在显而易见的矛盾。《宋史》成书于元代，但大多源于宋朝国史。《徽宗实录》完成于绍兴末年，宋神宗、哲宗、徽宗《三朝国史》开修于宋高宗时，后来增添宋钦宗一朝史事，称《四朝国史》，杀青于宋孝宗时⑤。《宋史》的议论大体沿袭宋高宗乃至南宋时的主流舆论，斥责赵遹“以拓地受上赏”，“骤取美官而朝廷受其敝”⑥，将赵遹平定卜漏事变作为宋徽宗“好大黩武”⑦的例证之一；但《宋史》的叙事则与议论不同，基本如实直书，甚至不无赞美之处，如记述赵遹出任熙河路安抚使时，当地边民亲切称呼他为“吾父”，欢呼“吾父来，朝廷真欲无事矣”，生产积极性顿时高涨，“争出锄耨，牛价为顿高”⑧。本文将依据《宋史》等史籍的记载，对卜漏事变及赵遹其人作些述评。或有偏颇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二、震惊朝野的事变 称卜漏事变为政和五年第一军国重事，绝非言过其实。查查黄以周等《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徽宗》记事，即可证实。宋徽宗这年因卜漏事变所下诏令之多，远远超过其他任何朝廷要务。仅据《长编拾补》所载统计，徽宗全年下达诏令共30件，其中17件为卜漏事变而下，诏令往往标明“诏付赵遹”，而赵遹则有诏必复，并不时主动禀报“行军次第”，赵遹这年上奏凡15件，数量之多远远超过其他臣僚，其他臣僚上疏仅3件⑨。宋徽宗派遣梓州路走马承受丁升卿前往泸南前线监军，密报不时送达御前，前线军情尽在远离战场、深居皇宫的徽宗掌控之中。一言以蔽之，平定卜漏事变由宋徽宗亲自部署、直接指挥，几经周折，直至年底，事变终于平定。 对于卜漏事变，宋徽宗如此费心劳神，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由于卜漏野心极大。他图谋独霸全蜀，声言将“尽结诸夷，出戎、泸，直据成都，北屯剑门，东守白帝。内乘无备，外绝声援，全蜀可传檄而定。有不下者，以兵临之”。不仅如此，卜漏还妄图“与吐蕃、溪洞修婚姻之好，以为唇齿”。其图谋如若得逞，不仅战火燃遍全蜀，而且西南边境势必大乱。二是因为泸南兵力单薄。卜漏军兵号称“凡十余万”，且“出入无虚日”，以致“蜀土大震”。与宋朝在军事力量部署上长期实行“重内轻外”的方针有关，驻守泸南的官军为数甚少。卜漏事变爆发后，官军集合义军、土丁等等，仅“得众万余”。“时蜀久安，人巽懦，不习兵，所至阙战守备，远近闻警骚动”。所谓“阙战守备”，并非从来如此。与中原、江南、西北乃至成都等地区相比，泸南是个不具地缘优势的边缘地区。对于这个地区，赵宋朝廷有事时重视，无事时忽视。由于“泸南安静之日久”，从前所建不少城寨“一切毁废”，以致“守具不饬”，乐共城(在今兴文县五星镇营盘村)、长宁军(驻武宁县，在今长宁县龙头镇江河村)两大要塞“深在夷腹，声援孤绝”，极易攻陷。赵遹尤其担忧的是：“万一贼乘势长驱，逾泸水，何所御之?”他请求朝廷调遣精兵驰援。泸南边报送达御前，宋徽宗“览奏，勤宵旰之忧，朝野骇念”⑩，宋朝廷连忙增派包括陕西精锐之师在内的各路兵马入蜀，讨伐卜漏。 由于卜漏事变系北宋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南宋史家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搜罗《赵遹行状》(11)等多种文献，对这一事变的记载颇详实，可惜已失传。好在南宋又一史家杨仲良《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基本依据《长编》，增补少量资料，如《赵遹攻讨晏夷录》等，以《讨卜漏》为题专门记述此事。他将《讨卜漏》与《讨方贼》(方贼即方腊)并列，置于同卷。据点校本统计，后者仅2301字，前者多达7427言。篇幅如此之长，可见杨仲良何等重视。南宋宫廷画家李嵩将“赵遹破晏州夷人卜漏故事”绘制为图，卷首有宋徽宗恩赐赵遹的“笃恭”二字。此图收藏于清朝宫中，乾隆帝怀疑其真实性。经大臣考证，得出此图画非李嵩所绘，“笃恭”二字非宋徽宗亲笔，但确系宋人笔法。乾隆《题宋人画赵遹泸南平夷图》诗云：“画出宋人笔法诚，底须假借李嵩名。瘦金那冠明仁殿，飞火似宗即墨城。自是平夷嘉智勇，故当守节表坚贞。欲长善善弆宝笈，正论非夸赏鉴精。”(12)值得注意的是，从李焘到乾隆笔下，对于赵遹平定卜漏，均基本予以肯定，乃至加以赞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