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志铭文体定型于魏晋之际，隋唐以后墓志铭中诸多名目在6世纪前后已经出现，①此类文字一般是墓主去世之后，丧家延请他人撰写完成，展现了多元的人际网络。②然丧家先后请两人为墓主撰写墓志的现象，并不常见。根据学者统计，在上万方唐代墓志中，计有28人存在两方墓志，③是墓志铭变例中一个颇具代表性的议题。有关于此，叶昌炽在《语石》中云：“一人两石者，襄阳《张轸》有第二志。前志吕岩说撰，后志丁凤撰，文各不同。《刘智》《郑凖》《孟友直女十一娘》亦各有两石。《孟志》行字一疏而长，一密而短，一工整，一疏散。《郑凖》高、广亦不同。《刘智》一本有苏灵芝款。”④指出了存在这一现象的事实，并未深入讨论。李明、拜根兴利用唐代王赟和韦匡伯一人二志两个案例，讨论墓主及家族的生平事迹等内容，⑤仍未摆脱以墓志铭作为传世文献补充的研究方法。⑥然而，宋代“一人二志”现象尚未引起学界关注，现以王安石父亲王益墓志为中心，尝试探讨不同撰者对同一墓主生平事迹书写的不同侧重，⑦以及丧家与撰者在求铭过程中的理念，以期对宋代墓志碑铭的研究有所帮助。 一、王益墓志撰写的过程与纠葛 宝元二年(1039)二月，王安石父亲王益在江宁府(今江苏南京)去世，权厝未葬，王安石时年19岁，尚未科举及第。庆历七年(1047)十一月，时为大理评事、知鄞县的王安石上书请求安葬父亲，得到宋仁宗的批准，王安石延请好友曾巩为父亲王益撰写了墓志铭。王安石和曾巩定交于庆历元年，⑧当时王安石21岁而曾巩23岁，次年王安石一甲第四名及第入仕，曾巩落地还乡，二人书信往来不绝。王安石对曾巩的文学修养颇为赞赏，庆历三年他在《答段缝书》中云：“巩文学论议，在某交游中，不见可敌。”⑨可见一斑。庆历三年和五年，曾巩先后请王安石撰写了祖父曾致尧、祖母黄氏的墓志铭，⑩故王安石计划安葬父亲时，请曾巩撰写墓志铭并不意外。在王益墓志中，曾巩也明确提及撰写缘由：“吾又与安石友，故得知公事最详。其将葬也，使者以安石之述与书来请铭，遂为之铭。”(11)曾巩强调，这次撰写王益墓志是好友王安石请求的结果，同时还可看出，他撰写王益墓志铭的主要参考资料，是王安石所撰写的类似行状的“述”。这本来不存在任何异议的事情，随着两方墓志的出土发生了重大反转。 2009年10月在南京江宁区将军山南麓施工过程中，发现了王安石父亲王益和兄长王安仁墓，并出土了两人的墓志。王益墓志结尾处云：“安石以侔友，故来告□侔□铭。”(12)研究者根据此线索，判断出土王益墓志撰者并非曾巩，而是王安石的“布衣交”好友孙侔，(13)当可信之。孙侔字少述，初名处，字正之，《宋史》卷四五八有传，他与王安石相识于庆历二年，(14)二人一见如故，王安石曾撰《送孙正之序》称：“予官于扬，得友曰孙正之。正之行古之道，又善为古文，予知其能以孟、韩之心为心而不已者也。”(15)王安石以孟子、韩愈之道相勉励，可见他对孙侔评价颇高。故林希强调孙侔在“庆历、皇祐间，与临川王安石、南丰曾巩，知名于江淮间”，(16)实非虚语。 王益的两方墓志皆为王安石向好友求得，类似情况极为罕见，为何会出现此种事情，王安石在与孙侔的通信中提供了重要线索： 某顿首：辱书，具感恩意之厚。先人铭固尝用子固文，但事有缺略，向时忘与议定。又有一事，须至别作，然不可以书传。某与子固，亦可以忘形迹矣，而正之云然，则某不敢易矣。虽然，告正之作一碣，立于墓门，使先人之名德不泯，幸矣……铭事子固不以此罪我两人者，以事有当然者。且吾两人与子固，岂当相求于形迹间耶?然能不失形迹，亦大善，唯碣宜速见示也。某忧痛愁苦，千状万端，书所不能具，以此思足下，欲飞去。可以言吾心所欲言者，唯正之、子固耳。思企，思企，千万自爱!(17) 从“辱书，具感恩意之厚”一句可知，这是王安石与孙侔系列通信中的一封，且为回复孙侔的书信，故在开头使用标准回函语言。书信中，王安石开门见山，向孙侔解释，曾巩虽然撰写了其父的墓志，但曾氏所撰之文不足有二：一方面是因沟通不足导致的“事有缺略”；另一方面是其中某些内容必须重新改写。 丧家对墓志撰者所作之文并不满意，在宋代并不是个案，一般而言，丧家会与撰者沟通讨论，以求撰者加以修改完善。(18)如欧阳修撰写的杜衍墓志曾遭到质疑，欧阳修与杜衍之子杜通信中曰：“所示志文今已撰了……然所纪事，皆实录，有稽据，皆大节与人之所难者。其他常人所能者，在他人更无巨美，不可不书，于公为可略者，皆不暇书。然又不知尊意以为何如?”(19)是商量的语气加以沟通。欧阳修撰尹洙墓志，引起尹洙家人不满，向欧阳修提出质疑，要求增加相关内容。欧阳修特意撰写《论尹师鲁墓志》加以答复，坚持自己的观点。④欧阳修撰范仲淹神道碑事，更是纠葛丛生，已成为学术公案。(20)作为墓志碑铭撰者，王安石自己也遇到类似问题，他撰写的钱公辅母亲墓志遭到了钱氏的不满，王安石曾去信申明自己的撰写理念： 不图乃犹未副所欲，欲有所增损。鄙文自有意义，不可改也，宜以见还，而求能如足下意者为之耳……如得甲科为通判，通判之署有池台竹林之胜，此何足以为太夫人之荣，而必欲书之乎?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苟不能行道，适足以为父母之羞。况一甲科通判，苟粗知为辞赋，虽市井小人皆可以得之，何足道哉!何足道哉!故铭以谓闾巷之士，以为太夫人荣，明天下有识者不以置悲欢荣辱于其心也。太夫人能异于闾巷之士，而与天下有识同，此其所以为贤而宜铭者也。至于诸孙，亦不足列。孰有五子而无七孙者乎?七孙业之有可道，固不宜略；若皆儿童，贤不肖未可知，列之于义何当也?诸不具道，计足下当与有识者讲之。(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