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企业得到了迅猛的发展。这样高速的增长不能没有大量资源的投入。可是，在这近二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乡镇企业的主体一直处在计划经济体制之外或边缘；同时，乡镇企业也并没有面对一个现成的有严格法律规范保障的市场。因此，支撑乡镇企业高速发展的大量资金、设备、技术、原材料等资源，既不可能通过计划体制的调拨，也不可能完全依赖市场机制。换言之，乡镇企业在其运行的许多环节上，都要借助非正式的社会关系资源。在近几年实地调查研究基础上，本文试图对乡镇企业发展中关系资源的作用作一些探索性的分析。 一、相关研究的回顾 早在四十年代，梁漱溟就指出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而伦理即是“相互间的一种义务关系”（梁漱溟，1990（1949）：80—81）。冯友兰从“忠恕”、“情理”这些方面对“人情”作了深刻的阐释（冯友兰1986（1940）：400—401、454—468）。胡先缙（H.C.Hu）对“面子”作了全面的剖析（Hu.1994）。费孝通则从理论上指出， 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富于伸缩性的亲疏远近的差序原则来建构的。个人的社会圈子，是由以他自己为中心的一根根私人间的联系所构成的网络，而所有的道理也只有在私人联系中才发生意义（费孝通，1985（1947）21—35）。许烺光也指出，在处世态度上“情景中心”的中国人，在行为上往往具有多重道义准则（许烺光，1990（1963）： 2—3） 七十年代以来，随着东亚“四小龙”在经济上的腾飞，儒家传统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人情”、“面子”、“关系”等再一次引起人们的兴趣。杨国枢认为，“缘”是传统中国人生命观在人际关系方面的表现（杨国枢，1988）。金耀基指出，在市场尚不完备的中国，关系的运用本身并不一定与现代化发生冲突，相反，它可以扮演一种重要的工具性角色，帮助人们实现一些通过正常途径无法实现的目标（金耀基，1992）。黄光国提出了关于“‘人情’与‘面子’的理论模式”（黄光国，1988）。李沛良发现，在激烈竞争的香港社会，当地华人常常运用传统文化资源来达到个人目的，他由此概括出“工具性差序格局”这一概念（李沛良，1993）。孙治本的研究表明，尽管现代台湾企业比较全面地采用了西方的企业制度，但企业组织文化的核心，仍然是传统的家族主义，在企业经营权的掌握和传递中尤其起着关键的作用（孙治本，1995）。这一点在余伯泉与黄光国对台湾“自主性国营企业”的研究中，也得到了证实（余伯泉、黄光国，1991）。Jacobs进而认为，“关系”在所有的政治、经济行为中都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Bruce.Jacobs,1979）。 自Walder 于七十年代末对中国大陆国营企业工人中的非正式关系网络作出精彩的研究（Andrew G.Walder,1987）之后，非正式关系网络问题得到了国内外研究者的关注。人们注意到，随着市场一步步取代计划经济时代的“再分配经济（Redistributive Economy）”（Victor Nee,1989），家庭、市场、社会潜网等在一定条件下是较之市场和国家干预更为节约成本的资源配置方式（李培林， 1994 ）。 何梦笔（Carsten Herrmann—Pillath）认为， 中国产业文化具有地区团体主义与家族主义的特点。改革后，国家的干预少了，但稳定的市场规则尚未形成，这时，转型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就会普遍增加。为了降低交易成本，“基于社会关系之上的契约便会有一个重要功用即交易可以基于非经济性的社会关系，而不是通过匿名的市场进行”。在这过程中，企业领导权将处于由国家部门和经济主体之间的各种非正规关系所组成的各种网络之中；在农村，亲属关系往往成为最重要的社会资本的载体（何梦笔，1993）。对于合作中的信任感问题，许多研究者都给予了高度的重视。李培林认为，业缘关系与地缘、血缘关系交织在一起，给企业提供了有效的人情信用（李培林，1995）。此外，刘世定所作的个案研究还证实，在乡镇企业的发展中，非正式的社会关系可以帮助乡镇企业跨越体制障碍（刘世定，1995）。 上述研究的价值在于，它们揭示了“关系”这种传统文化资源在企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并对这种作用的不可替代性和文化合理性作出了充分的说明和论证。然而，“关系”作为一种资源，在乡镇企业的发展中，究竟是怎样发生作用的？这在上述研究中，仍是一个认识上的“黑箱”。 1992—1996年，我们曾在浙东越村进行过前后六次，累计时间达十个月的实地调查，对该村乡镇企业发展的内在过程有较深的了解。有鉴于此，本文打算根据越村的个案资料，对人们如何运作关系资源的方式、途径和策略，尝试着作一些分析与说明。为此，我们首先来讨论“关系”与“关系资源”。在前述多数研究中，有关“关系”、“关系资源”的内涵，往往也是含糊其辞的。 二、“关系”、“关系资源” 1.“关系”：伦理、情感与利益 从一般的意义上讲，可以把“关系”看成是“人与人之间由于某种性质的联系，而构成的带有‘文化合理性’的相互关联的状态”。这里，“某种性质的联系”，指的是伦理、情感与利益这三种构成关系的要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