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本身”与艾布拉姆斯的现代美学批判

作 者:

作者简介:
王庆,女,重庆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文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20世纪西方文论和英美文学研究(重庆 400030);董洪川,男,四川外国语大学党政办公室,四川外国语大学二级教授,文学博士,博师生导师,主要从事现代英美诗歌与诗论研究(重庆 400031)。

原文出处:
英语研究——文字与文化研究

内容提要:

“艺术本身”是西方现代美学的重要概念之一,也是所有形式主义文论最核心的概念。艾布拉姆斯对20世纪后期各种激进理论派别的批判,追根溯源,就是从剖析它们共同认同的“艺术本身”这一个概念开始的。本文试图梳理和辨析艾布拉姆斯对“艺术本身”的观念史阐发,并结合其与当代西方激进理论派别的辩论,揭示艾氏对现代美学的批判。


期刊代号:B7
分类名称:美学
复印期号:2023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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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迈耶·霍华德·艾布拉姆斯(Meyer Howard Abrams,1912-2015)是美国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和浪漫主义研究的权威学者。他早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后长期在康奈尔大学任教。1953年,他出版《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The Mirror and the Lamp:Romantic Theory and the Critical Tradition;以下简称《镜与灯》),确立了其作为浪漫主义文学批评家的地位。在此后半个多世纪的大学教学和文学批评生涯中,他留下了丰硕的文学批评著述,特别是《文学术语汇编》(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诺顿英国文学选读》(The 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两部经典工具书,使用广泛、影响巨大。

      艾布拉姆斯被誉为“一个坚定的人文主义者”(Lipking,1981:9)。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作为传统的人文主义批评家,他“立足于自己那种传统者的观点”(艾布拉姆斯,2010:276)与他称作“新阅读派”(new reading)或者激进的理论派别进行了长达几十年的辩论。当然,这种辩论不可能胜负立判。然而,随着历史车轮不断向前滚动,那些被艾布拉姆斯极力批驳的激进批评理论,如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等慢慢退出了历史舞台,而他坚持不懈地为之辩护的传统人文主义批评却一直立于不败之地。这一点颇有启示意义。艾布拉姆斯(Abrams,1997:130)认为:“后结构主义之前的诸种文学批评,虽然种类繁多、视角多元,但是批评取向始终在艺术家、作品、世界和欣赏者这四个要素之间来回摆动,构成一种人文主义批评范式。”可是,后结构主义等20世纪后期的激进理论将“艺术本身”(Art-as-Such)视为文学的全部,抛弃亚里士多德(Aristotle)以来的西方人文主义批评传统。“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理论家,考察的不是语言使用(language-in-use)的人类世界,而是普通语言的抽象世界,或者是话语本身(Discourse-as-Such)。”(Abrams,2012:44)这正是人文主义批评家艾布拉姆斯与新阅读派的根本分歧所在。为了清楚地揭示新阅读派理论根基的错误,艾布拉姆斯运用观念史方法对“艺术本身”这个现代西方美学核心概念进行了溯源研究。

      本文试图通过梳理和辨析艾布拉姆斯对“艺术本身”这一西方形式主义理论最核心概念的观念史研究,揭示和阐释艾氏对西方现代美学的批判,并以案例的方式展示艾氏所主张的人文主义批评研究方法。艾布拉姆斯论述“艺术本身”的主要文献包括《艺术本身:现代美学的社会学》(“‘Art-as-Such’:The Sociology of Modern Aesthetics”)、《从艾迪生到康德:当代美学与艺术范例》(“From Addison to Kant:Modern Aesthetics and the Exemplary Art”)、《什么是人文主义批评?》(“What Is a Humanistic Criticism?”)、《英文研究的转型:1930-1995》(“The Transformation of English Studies:1930-1995”)、《人文主义批评的语言和方法》(“The Language and Methods of Humanism”)、《康德与艺术的神学》(“Kant and the Theology of Art”)等。

      1.“艺术本身”与现代美学

      “艺术本身”是现代美学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所有形式主义文论最核心的概念。本文是在较为宽泛的意义上使用“美学”这一术语,包括艺术批评、文学理论等。艾布拉姆斯对当代各种激进理论的批判,追根溯源,就是从它们共同认同的“艺术本身”这一概念开始的。因为,在艾布拉姆斯看来,批评观念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概念和术语功能的扩展和改变”。“从模仿说和实用说到表现说理论的迁移是一个不断进化发展的过程,随着社会环境、情感表达、艺术实践、特定术语的变化而变化”,之前这些术语“都是些边缘和次要的因素,之后却成为核心和决定因素,因此影响了批评理论的发展”(艾布拉姆斯,2010:142)。这是艾布拉姆斯一个极其重要的批评史观。因而,对“艺术本身”这一概念的来龙去脉进行“观念史”厘清,以考察这一概念发生的历史、社会、哲学、文化背景,发掘其生成与变迁的历程,进而析出概念的内涵。只有这样,在批判各种激进理论时才能够立于不败之地。这符合他一贯的研究方略及论辩思路。

      20世纪的西方文学研究从世纪初的俄国形式主义开始,开启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学研究革命,即从19世纪盛行的历史社会批评和传记批评转向作品研究和形式批评。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重视文艺形式、强调文艺自主性,并以建立一门独立的、系统的文艺科学为己任”(方珊,2001:15)。这一形式主义思潮历经布拉格学派、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等,成为现代西方文论或美学最为重要的思潮之一,影响广泛。俄国形式主义力图把文学研究从社会学、历史学研究的从属地位中解放出来,确立文学作为一门科学的独立地位。因而,他们认为文学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而这个特点和规律只能从它本身去探寻,无须用文学以外的其他因素来说明。文学研究的对象是“文学性”,即文学是其所是,区别于其他东西的根本属性。俄国形式主义代表人物罗曼·雅可布逊(Roman Jokobson)在《现代俄国诗歌选集》(Modern Russian Poetry:An Anthology)中有一段经典的描述:

      文学科学的对象不是文学,而是“文学性”,也就是使一部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不过,直到现在我们还是可以把文学史家比作警察,当他下令拘捕某人时,就要把罪犯屋里和街上偶然遇到的每一个人,连同行人一起抓来拷问。文学史家就是这样无所不为,诸如个人生活、心理学、政治、哲学,无一例外。这样便凑成一堆雕虫小技,而不是文学科学。(转引自托多洛夫,198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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