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美学是个方兴未艾的研究领域，它作为一种人类生存向度下的美学观照，为美学研究提供了新视角。①对此，骆冬青曾说，当权力成为魅力，且权力结构渗透到情感结构后，“政治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权力运作、政治家的风格，在在都表现出美学的精神”。②刘成纪认为，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就其与主流政治合作乃至主导的层面来说，其关联的“美学是一种既被制度规划同时又为现实政治提供理想指引的学科”，尤以“礼乐”为典型。③玉在古代曾被视作“礼”的象征，从玉礼器及后来的以玉比德来看，玉不仅是可供静置观赏的审美对象，它也在与人的交往中产生美学意义，“玉在远古中国之所以能以多种多样的方式被组织起来，能产生了多种多样的美，后面起作用的是政治美学原则”。④可见，在玉的美学史上，它更倾向于在国家政治与社会人伦的共感中呈现意义。因此，对玉的美学探析，不应遮蔽政治美学的维度。 然而在玉文化发展史上，石不可言，匠不留名，某种意义上，玉的美学史即是一部美的接受史，研究的关键在于聚焦有话语权的人。乾隆的特殊之处在于，作为历史上以好玉著称的皇帝，乾隆以他的审美品位和巨大政治权力将玉器的地位推向了历史巅峰，并且他还深入研究并统领了玉器生产的主要环节，因此，乾隆既是玉器美学的接受者也是创造者。本文关注的并非这一时期所有的玉制品，而是以乾隆为中心的与其政治文化生活相关联的玉器。唐静姝曾根据清宫制玉活动的统计，将乾隆玉器分为早、中、晚三期，并认为清宫制玉的发展与乾隆的人生历程及清王朝的国运兴衰大体吻合⑤。因此以乾隆为中心来考量乾隆玉器，即是将美学问题恢复到历史语境之中。乾隆玉器中除了体现出乾隆个人鉴赏品位之外，还更多地承载了一种帝王身份下带有政治目的的“符号暴力”的意义。⑥可以说，玉如同隐喻符号，较为典型地折射出一种政治美学的意蕴。为此，本文将从主体的视角探寻乾隆的政治与美学交融的观念是如何进入玉器，以及乾隆玉器的生产机制。 一、美之“正心”：身份的勋章 “政治即要求权力之正，政治美学即以正为基础，并由之产生出来的外在美形式”。⑦对于作为异族统治者的清初帝王而言，合法性意味着身份的认同，这是他们需要极力完成的历史性的自我形象建构，这种合法性的书写，同样可从玉的视角得以显现。如历史学家刘浦江所说：“自秦汉以来，确立皇权合法性和权威性的手段主要有四种，一是符谶，二是德运，三是封禅，四是传国玺。”⑧可见，传国玺是历史中唯一一个以物质存在证明皇权的方式，并在历代帝王的行为实践中被反复强化这种历史记忆，遂而成为普天之下的共识。而在清朝的政权意识形态中，玉玺亦扮演着重要角色。 入关前的皇太极因获林丹汗“制诰之宝”的玉玺，以为获得秦玺，随后曾在后金朝野引发了一系列关于“天命”和“正统”的民间传说和政治活动，并促其隔年改号“清”，崇德。⑨皇太极成功地运用了这种政治信物收归人心而得天下，这得益于自秦代传国玉玺以来世代相传的公开政治秘语，即政权转移是由此受命玺的交接来表现，而秦玺失传后，以后各朝都效仿此致，制作自己的传国玉玺，玺文不尽相同，例如：秦—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晋—受命于天皇帝永昌，唐—皇帝景命有德者昌等⑩，这种相似的玺文体现为一种复制传递的仪式感，其背后的政治逻辑是，“对之前的仪式进行几乎相同的重现是为了帮助稳定权力平衡，……遵守权力的象征意义及其仪式的程度普遍被用于判断一个体制是否运行平稳”(11)，因此，历代统治者向来重视传国玺的重现，他们各自虽然建立了不同朝代的政权，但作为天命所归的天子，又一脉相承。由此，皇太极所获“制诰之宝”的史实也意味着：他同样具备了统治天下的身份的合法性，玉玺在此诠释着君主在建立皇权过程中的“天命所归”的政治意义。随后至乾隆朝，宝玺的徵信作用被充分重视，乾隆重新厘定宝玺制度，分别从材质、印文、数量、功能等方面将其规范。首先，在材质方面，乾隆严格限定了玉制，玉玺只佩享皇帝专用，皇太后、皇后也不得用玉治印。(12)这种“区分”象征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在乾隆厘定的二十五方宝玺中，除一方旧玺为金制、一方为檀木制外，其余二十三方宝玺均为玉制。(13)这种对玉的偏好，显然是为充分利用玉的政治礼仪功能，来体现出皇帝身份的尊贵。其次，在印文方面，乾隆确立并统一了玉玺的字体范式，将关外时期的纯满文改为满汉合璧的篆体形式。乾隆不仅推动了满文篆字的创制和完善，而且在他的授意下，除四方旧玺均承前制之外，其余二十一方均重新镌刻。这种印文的转变反映出帝王统治对象从满族到满、汉等多民族的转变，从而隐喻了帝王统治空间的转换。再从数量上看，乾隆将宝玺定为二十五方，这是继秦汉的六玺、唐代八玺、宋辽十四玺、明代二十四玺之后，数量最多的宝玺制度，(14)二十五是取意于《周易》的大衍之数，乾隆自道：“盖天子所重以治宇宙，申经纶，莫重于国宝，……定宝数之时，密用姬周故事，默祷上苍，祈我国家若得仰蒙慈佑，历二十五代以长。”(15)乾隆在此表现出期望清朝持久统治的理想，这在一个时间场域中，显现出玉玺政治文化功能的延续性。巧合的是，在乾隆的十七个儿子中，除第十六子早逝未命名外，其余诸子的取名均与玉器有关(16)。可见乾隆的深远用意，他既希望玉之福祉润泽后代，同时也表现出对清朝后代帝王的期望。最后，从功能上来说，乾隆的二十五方宝玺分别用于政治、法律、军事、文教、宗室、外交等领域，在帝王权力伸展的诸多方面，都有相对应的宝玺来表征其政治权威。日本学者曾在对汉代“皇帝六玺”(17)的研究中认为，并置的“皇帝三玺”和“天子三玺”的两个序列喻示着王权存有“天子”和“皇帝”的二重性，天子玺用于蛮夷(外国)与祭祀，皇帝玺则面向国内政治，而皇帝权力也正是由这两种机能构成。(18)孙闻博则认为，宝玺之间的排序同样不宜忽略，它对应着不同的功能，且形成一定的秩序。(19)有鉴于此，乾隆二十五玺的功能更加多样化，在乾隆郑重地处理每一个国家事务的时刻，都会运用相应功能的宝玺来表明和印证自己的身份。玉玺的意义正如乾隆所述的“明等威，征信守，与车旗章服何异”(20)，它成为对他人或社会结构形成潜在控制的象征工具，成为帝王身份的象征。乾隆以一种政治逻辑组织起了玉玺制度，建立了自己的规则，并将美的形式纳入政治之中，使自己的政治目的更具有审美的感召力，体现了最高权力的威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