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融通论”的各种形态 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①在其作品《达尔文的危险思想》(Darwin's Dangerous Idea)中，将进化论比作一种无处不在的“酸”(acid)：“它侵蚀了几乎所有的传统概念，并留下了一种革命性的世界观，大多数旧的‘地标式’观念仍然可以辨认，但已经发生了根本改变。”②丹尼特认为，达尔文的理论不仅拆除了旧的生物等级制，还对理解人类存在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认知和知觉延伸到语言和伦理。丹尼特认为，如果人类的生物构成是自然选择和性选择的结果，那么由此推之，文化实践本身就是进化的产物。丹尼特对他所称的社会生物学的“贪婪的还原论”持批评态度，在这种观点中，人类行为和文化的所有方面都被认为可以直接追溯到它们的生物性和适应性功能。③实际上，他尖锐地反驳了社会生物学家的错误倾向：认为明显的文化共性必有遗传和进化的起源。然而，尽管对进化理论的使用如此谨慎，但丹尼特的目标与社会生物学相似，即构建一个包含生物域和文化域的关于人类的自然主义描述。他认为，除非人们诉诸一种站不住脚的二元论，并在心灵和身体之间作出严格的本体论划分，否则，除了在一个也包含人类生物学的框架内审视心灵及其活动(文化和社会生活)之外，人们别无选择。 本书一直在关注构建这样一个框架的各种尝试。它们的出发点是爱德华·奥斯本·威尔逊(Edward O.Wilson)的“融通”(consilience)计划，威尔逊用这种方法跨越将自然科学从艺术和人文科学中分离出来的制度性和理智性鸿沟。总的来说，这可能是个值得称道的目标，但当我们更仔细地检视个中细节，就会发现问题重重。首先，呼吁融通导致无所不包，但偏偏排除了不同学科之间平等的对话。相反，进化论最热心的倡导者所施展的修辞表明，他们决心掌控知识场域，使其他领域从属于他们自己的研究关切。这一点可以在爱德华·斯林格兰德(Edward Slingerland)④的断言中获得确证：“在更广阔的人类知识域中，人文科学的地位与今天的朝鲜人有些相似：长期生活在戒备森严的孤立环境中，他们将更难以适应和了解全球化时代的当今世界。”⑤斯林格兰德的书名为《科学为人文科学提供了什么》(What Science Offers the Humanities)，但这看似无意冒犯的书名实则掩盖了他对这一命题的积极拥护：“科学”(这里指的是新达尔文主义)应该取代人文科学研究。斯林格兰德认为，后者由“神秘主义”维系——一种站不住脚的心身二元论的意识形态——而且它的践行者被一种怨恨所驱使，这种怨恨对进化论和生物科学的优越主张持防御性态度。其他“融通”论观点的代表人物则更加直言不讳。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也许是进化心理学最著名的普及者，他在谈到文学研究时曾经说：“这个领域对这样的教条——心灵是一块白板，所有人类关切都是社会建构——的信奉，使其专注于文化和历史的细节，从而消弭了小说中超越时间和地点的更深层次的共鸣。在各种意见看来，文学研究对科学——更普遍地说，是对可检验的假设和累积的客观知识的探索——的不信任，使自身陷入了潮流主义、蒙昧主义和狭隘主义的泥潭中。”⑥ 对于任何希望拒绝平克的描述的人来说，一个尴尬的事实是，人文学科中一些达尔文主义的反对者恰好是这种立场的例证。30年前，在一项关于人文学科领域中的达尔文主义理论的研究中，作家兼文学评论家大卫·霍尔布鲁克(David Holbrook)总结道：“我想使用一些词；我想讨论‘高级事物’，诸如秩序、和谐、方向、原初意识、智力、奋斗、原创力、成就和目标，以及它们在自然中的变化曲线，但科学却以此威胁而否定我。”⑦霍尔布鲁克的这种愿望无助于应对进化论范式的挑战，只会加剧斯林格兰德和平克等人的怀疑，认定人文学科无法回应他们设定的挑战。此外，这种反对意见——新达尔文主义的拥趸对科学研究的意识形态基础和他们自己的立场视而不见——不太可能获得支持，因为它本身依赖于一种建构主义认识论，而新达尔文主义的拥趸已经明确将其斥为“标准的社会科学模型”。 尽管毫无疑问地，情况确实如此，平克、斯林格兰德、威尔逊和其他人坚持一种有问题的、非自我批判的(un-self-critical)科学和知识的意识形态，但仅仅指出这一点无关痛痒，因为他们已经打消了人们作出这种评价的理由。因此，新达尔文主义的批评者们必须严肃地对待它(新达尔文主义)的论点，必须考虑这些论点在他们自己的条件下是否站得住脚，而且至关重要的是，必须检视他们能否兑现自己的主张——让“人文主义”的探究变得赘余。我在此努力提供的正是这种解析：找出新达尔文主义立场的内在逻辑缺陷。具体地说，我试图证明，进化论美学建基于自相矛盾的审美经验观，把假定的祖先更新世(Pleistocene era)环境作为人类本性的起点，仿佛在这250万年里的所有人类历史都是某种肤浅的、文化的叠加，仿佛进化在那时已经突然停止。新达尔文主义者将艺术和审美反应能力视为一种进化的适应行为，但他们的理念是弱化的进化理论，专注于自然选择，忽视了达尔文关于性选择的讨论的可能影响。 二、适应原则及其解释的还原性和局限性 即使艺术作为适应的观念已被接受，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关于时间滞后(temporal lag)的论点仍提出了另一种可能：审美冲动是某种适应的表达，这种适应可能起源于完全不同的(非审美的)表型(phenotype)。反过来，这又带来许多问题，例如：即使在进化论理论内部，对于艺术的所谓适应性起源，什么样的猜测是有根据的？完全对立的适应功能可以用同等的力量进行争论，因为没有证据支持其中任何一种，甚至很难判断什么可以算作证据。再者，正如达尔文和许多其他人所观察到的那样，从鸟鸣到人类艺术创作，许多审美行为都从活动本身发展出自己的推动力，并演化成纯粹乐趣，而无关其假定的适应性起源。提出这一论点的，不仅有进化论模型的反对者，还有那些试图将进化过程与原始的达尔文学说区分开来的进化理论家。对于像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这样的系统生物学家和理论家来说，这种备选方案可以在艺术系统的自动创生(autopoietic)⑧运行中找到。另一方面，迈克尔·托马塞洛(Michael Tomasello)强调了“棘轮”效应(“ratcheting” effect)，即文化学习和传播使认知能力和认知技能的实现与曾经存在的假定适应压力无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