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实用型研究说开去 引言：在访谈一开始，波普科维茨教授谈到了何谓实用型研究以及它的非实用性。为了揭示实用型研究的非实用性，他着重考量了实用主义知识生产机制发生的历史条件和产生的社会效应。 董：首先谢谢你接受我的访问，波普科维茨教授，可以先谈谈你创作《实用型研究的非实用性：当代科学变革史》这本书的初衷吗?为什么想要写这么一本有关实用型研究的非实用性的书?所谓实用型研究的非实用性指的是什么? 波普科维茨：这本书可以说始于我的一个观察，就是我发现不管是在教育界还是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很多人对科学或者说知识有一种去历史化的、简单的理解。我并不是说这些人头脑简单，而是说他们对科学研究和实践的想法过于简单了。这些人当中有些是我所认识的最聪明的那部分人，但是他们没有真的花时间去了解科学如何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以及科学作为社会现象的意义。回到教育界，这种对待科学研究的态度导致了一种特殊的信仰或迷思，那就是做研究是为了帮助老师(或学生，或学校管理者)更好地进行教育实践，或者往大了说，做研究是为了改善社会。我想要弄清楚这种对科学实践，以及科学研究对实践的决定性作用的迷思。 这本书的主题其实早就定好了，也就是关于实用型研究的非实用性的问题。这里的非实用性并不是说这些研究从技术操作上不具备可行性，而是说这些研究所蕴含的规范性的理念与他们实用性的诉求是相矛盾的。实用型知识往往被认为是用来解决某些社会问题的，比如社会公平和种族歧视的问题。我们往往以为把研究的结果用来解决社会问题就可以让人们过上更好的生活，但是实用型知识内在的规范性逻辑却与这些美好的社会愿景背道而驰。这就是我所指的实用型知识的非实用性，这里不是说这些知识无法实践，而是说这些知识背后的社会愿景是不现实的。而且从历史上说，我发现实际上曾经有一段时间当人们想到实用的知识，并不会自然地把它与社会公平正义或者社会改良联系起来。恰恰相反，实用型知识与社会改良毫无关系。可以说直到19世纪的欧洲，这一实用主义的知识理念才开始出现。 在某种意义上，这本书试图将两个研究主题结合到一起。第一个是发掘这种实用主义理念产生的特定历史条件。第二个是，如果这不仅仅是一个历史或理论问题，那么如何在具体的现实中找到这种理念所产生的效应?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开始研究(美国)进步主义教育，二战之后的教育研究和改革议题，包括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教育研究和美国的教师教育与研究等一系列议题。 为了研究这种实用主义知识生产机制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效应，我的关注点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我将我研究中的很多层面看作不同的历史线索(historical lines)。我经常喜欢把实用型知识的理念比作一个菜谱，它里面有丰富的配料，但是当你看到成品——实用型研究的时候，你就只能看到这个成品本身了。但它实际上却是由不同配料，也就是我说的历史线索做成的。另一个我持续关注的点就是教育研究中的比较式思维(comparative reasoning)，或者说比较主义(comparativism)的问题。在这本书中，我继续把它作为一个核心问题来分析，看它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更新，这些更新又怎样影响了我们思考教育和研究的方式。在我看来，这种比较式思维发端于欧洲启蒙思想，最早出现在所谓的“道德科学”(moral science)当中。比如康德(Immanuel Kant)的思想就可以被看作一种典型的比较式思维。再比如美国进步主义思想(American Progressivism)也代表了这样一种比较式思维，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是关于如何处理社会偏差(social deviance)的。可以说这种比较式思维被嵌入了西方现代知识体系之中。这本书想要通过研究有关人的实用型知识的构成，来反思这种比较式思维的普遍性。最后一个多年来贯穿我的研究的主题是对时间性(temporality)的认识。简单来说，科学并不是关于“现在”的学问，而是为了通过研究“现在”来预测或者改变“未来”。实用型知识的出发点其实不是现实生活，而是一种特殊的哲学观念，一种乌托邦理念，即“现在”必须服务于“未来”。 二、实用型研究的发端——大同理性 引言：从实用型研究的普遍主义和比较主义出发，波普科维茨接着谈到了它从欧洲启蒙理性或者说大同理性(cosmopolitan reason)中的发端。作为现代科学理性的前身，大同理性所代表的从神的世界到人的世界的转变、从神的智慧到人的理性的发现、从神的永恒时间到世俗的线性时间，以及人的理性与科学理性的最终合一，都为科学理性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普遍真理铺平了道路。但是，正如波普科维茨指出的那样，与大同理性中的普遍主义同时出现的，是大同理性中的比较主义。在对科学带来的普遍文明的希望背后，是对那些不文明因素的区分和恐惧。在今天以实用型研究为主导的教育研究和实践中，仍然可以感知到大同理性，以及它所蕴含的希望和恐惧所带来的持续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