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习过程中产生倦怠、厌倦之感，这是一个古往今来几乎所有学习者都可能遭遇的问题。现代教育者或者将这一问题的原因归为学生自身，即主观能动性不足，或者归为客观方面，即学业负担过重，也由此产生了诸多应对学生倦学问题的举措。而在《孔子家语·困誓》中，亦有一则关于“赐倦于学”的对话，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孔子应对倦学问题的方式似与今人不同[1]274-275： 子贡问于孔子曰：“赐倦于学矣，困于道矣，愿息而事君，可乎?”孔子曰：“《诗》云：‘温恭朝夕，执事有恪。’事君之难也，焉可息哉!”“然则赐愿息而事亲。”孔子曰：“《诗》云：‘孝子不匮，永锡而类。’事亲之难也，焉可以息哉!”“然则赐请愿息于妻子。”孔子曰：“《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妻子之难也，焉可以息哉!”“然则赐愿息于朋友。”孔子曰：“《诗》云：‘朋友攸摄，摄以威仪。’朋友之难也，焉可以息哉!”“然则赐愿息于耕矣。”孔子曰：“《诗》云：‘昼尔于茅，宵尔绹，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耕之难也，焉可以息哉!”“然则赐将无所息者也?”孔子曰：“有焉，自望其广，则睪如也；视其高，则填如也；察其从，则隔如也。此其所以息也矣。”子贡曰：“大哉乎死也!君子息焉，小人休焉。大哉乎死也!” 本文旨在深入解读这则对话，以期从孔子那里找到思考倦学问题的不同视角与应对之道。 不过，在此之前，我们首先面临的挑战或许是文本的真实性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陈少明对历史事件和思想史事件的区分十分具有启发意义，他说[2]47-48： 确定一个事件是一般历史事件还是思想史事件，要看它是否有思想作用，具体说要看它在思想史上的实际影响，或者其所蕴含的思想价值。这一陈述意味着，可以把思想史事件分为两个类型：一个是构成思想史影响的事件，一个是有思想价值的事件。 本文将要阐释的这则对话不见于四书五经，但却见于《列子》《荀子·大略》《韩诗外传》与《孔子家语·困誓》。显然，它不属于“历史事件”，因为学者大可以质疑它的历史真实性；同时，它也算不上是“构成思想史影响的事件”，因为它既未涉及仁、义、礼等重要思想概念，也未造成思想史上的重大转折，而不过是师生之间的一段平常的对话。但是，就是这则师生之间的普通对话，从战国流传至西汉，从西汉流传至东汉，直至今日。因此，即使它并非史实，也必定承载了古仁人之心，我们有责任去发掘其背后的思想价值。陈少明指出[2]50： 有思想价值的事件，其价值蕴含在故事情节中。如果其价值未经反思与揭示，它可能就处于沉睡的状态。只有经过有深度的解读，其思想的力量才能被激活出来，才会引起更多读者的注意，才可能在塑造传统中发挥作用。 这实际上意味着，无论是故事的创作者还是解释者，都并未宣称故事的历史真实性，他们都是在基于孔子及其弟子的原型进行创作，即都是在承续传统的同时塑造传统。正因为如此，本文并非置四书五经于不顾，相反，是在大量援引传统材料的同时，借助故事情境而展开教育哲学的想象力。 一、子贡之退：生命视域的渐次缩小 至少从表面看来，本文所要阐释的这则对话的主导者是子贡。首先，对话的起因是“赐倦于学”，因而子贡向孔子求教“愿息而事君，可乎”。这说明子贡即使是在“倦于学”的情况下，依然能够“亲其师”[3]701，即依然能够向作为老师的孔子敞开自己的心迹，渴望得到老师的理解与解惑。其次，在对话的前五个回合中，孔子都只是在消极地应答。所谓消极地应答，即孔子没有直接地回答“可”与“不可”，也并未提出什么新内容，而不过是在顺承子贡的提议，答以“之难也，焉可以息哉”。需要指出的是，孔子的回答并不是在批评和指责子贡，而仿佛是站在子贡的角度上帮其出谋划策，贴心地为其考虑息于事君或事亲等是否可行。这意味着作为老师的孔子也同样向子贡全然敞开，先行接纳子贡的倦学状态和想法，也正因为如此，子贡才会在孔子答以“事君之难也，焉可息哉”之后继续发问。 (一)从事君到事亲：空间视域的缩小 “倦于学”不是从根本上怀疑“学”的价值，从而游离于学与不学之间——这是“行行如也”[4]119的子路面临的问题。刚强而勇武的子路同子贡一样具有政治抱负和政治才能，但是，他讥笑想要“正名”的孔子“子之迂也”[4]134。他还说：“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4]122从子路的言行不难看出他尚未真正意识到“学”的价值。因此，对子路来说，首先不是“倦于学”的问题，而是向学的问题。而子贡不同，子贡聪明且善问，他能与孔子谈诗并相互启发，他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4]77这样触及为学根本的话说明在为学道路上子贡已超出众人。但是，子贡又不如颜回好学。颜回“笃信好学，守死善道”[4]101，总是孜孜不倦地志于学。孔子称：“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4]109与颜回相比，子贡恰恰是未能笃信其道，因而想要就此止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