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体趋势上，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物质丰裕的时代”①。所谓“物质丰裕的时代”的一大突出特征是，由于个体与社会的“优势需要”转移所导致的教育需求的类型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与此同时，由于中等收入群体队伍的不断扩大、受教育人口规模的空前增加所导致的社会人口结构类型也正在发生相应的发展范型之变②。而当温饱不成问题之后，全社会对于美好生活的需求就势必会前所未有地凸显出来。教育只能顺应历史大势、努力做出与时俱进的变革。也就是说，新时代中国教育发展的逻辑即将发生重要转换——今后中国教育发展必将、也应当以提供优质、公平的教育供给为教育事业发展的基本逻辑。唯有如此，中国教育才能更好回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③。 这一基本逻辑前提的改变，要求中国德育“与时俱进”的必然是教育内容、教育形式两个方面的品质提升。本文尝试从这两个维度阐释回应“美好生活需要”所应有的德育建构。 一、新时代德育必须努力坚守三大教育主题 道德教育本来就应当是“通向美好生活的一种手段”④。依据由近及远的逻辑，新时代的中国德育要回应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至少应该在教育内容的建构上特别强调以下三大维度。亦即，当代中国德育应当努力在加强基础道德、民主法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教育上多做贡献。 (一)加强基础道德教育——追求有基本人伦与教养的生活 加强基础道德教育，既是教育领域一个千古不变的旧主题，又是物质丰裕的时代亟待应对的新课题。这是因为，人类生活的一个重要且普遍的常识是：若日常社会生活不讲基本人伦和道德修养，社会成员行为粗鄙，人际以及家庭、社会关系普遍紧张，何谈“美好生活”?加上新时代与过去最大的不同是，人民群众的优势需要更集中于生活的精神层面，国民对于基本人伦生活的需要也会较过去更为迫切。 中国是一个伦理型的文明古国，一直有强调基础道德的文化传统。孟子有云：“侧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章句上》)“四端”说固然重点讲的是仁、义、礼、智的人性发端，但也同时强调了基础道德理所当然的“天理”属性。“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君臣有义，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等“五伦”与天理的自觉结合，则进一步强化了基础道德及其教育的重要性。故古代设立学校“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孟子·滕文公上》)“明人伦”等道德教育无疑是中国传统教育的根本。 “道德教育是学校德育的根本”⑤也是许多西方教育学家的共识。杜威(John Dewey)曾经明确指出：“民主政治热心教育，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民主主义不仅是一种政府的形式；它首先是一种联合生活的方式，是一种共同交流经验的方式。人们参与一种有共同利益的事，每个人必须使自己的行动参照别人的行动，必须考虑别人的行动，使自己的行动有意义和有方向，这样的人在空间上大量地扩大范围，就等于打破阶级、种族和国家之间的屏障，这些屏障过去使人们看不到他们活动的全部意义。”⑥当代美国著名的品德教育倡导者里克纳(Thomas Lickona)也曾经明确指出：“我们民主的奠基人认为，道德教育是我们民主社会得以存在的关键。”“他们的理由是：民主的政府是由人民当家作主，人民自己对社会的自由与公正承担责任。这意味着人民至少在某种意义上说必须是善良的，他们必须理解民主的道德基础，并为之负责……”⑦因此，他们的一个共同点就在于他们看到了政治教育虽然重要，但必须建立在最基本和最有效的道德教育基础之上。 对于当代中国社会而言，基础道德教育不仅具有永恒的、理论的意义，而且还具有十分迫切的现实意义。这是因为，物质生活的相对富裕会激发人们对于精神生活的强烈需求。2014年，曾经有机构进行过一项有关中国“社会肌体健康”的调查。据此形成的《当前中国十大社会病态分析报告》显示，超过八成的受访者(“若请您为当今中国社会的健康程度打分，从0到10，分值越高越健康，您的诊断是?”在该选项中选择5分及4分以下的各为24.4％和57.7％)认为，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亚健康状态”。而网民们认为最大的社会病则包括：信仰缺失(55.3％，百分比越高意味着越多人认为这是最大的社会疾病)、看客心态(48.7％)、社会焦虑症(44.5％)、习惯性怀疑(40.4％)、炫富心态(38.9％)、审丑心理(36.5％)、娱乐至死(34.3％)……传统中国是一个乡土社会，特别强调以道德和信仰形成社会规范来规约各种利益主体。但这一调查却发现，当今社会有高达88.0％的人(完全认同、比较认同者占比之和)认同“信仰缺失、道德滑坡”是中国当代社会一种普遍的“社会病”。⑧基础道德本身及其信仰基础的缺失，恰好与孟子、宋明理学建立的基础道德的“天理”“伦常”的论证逻辑以及杜威和里克纳的共识走向了完全相反的方向，同时也反映出了日渐富裕的中国社会在精神层面的饥渴状态以及人民群众心理需求的时代转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