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是当前中国社会的重要特征。根据国家统计局《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我国流动人口总量高达3.85亿人，与2010年相比增长了1.62亿。中国已然从依靠户籍制度建立的定居型社会转变成要素自由流动的迁居型社会。“乡土中国”向“流动中国”①的转变势不可挡。 人作为“流动”的主体，其在地理空间和社会阶层结构中的位置变化被统称为社会流动，具体包含横向的人口流动和纵向的阶层流动两个层面②。教育从本质上是培养人的活动。社会流动所引发的人口规模、结构与质量的变化对中国教育格局的形成与发展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改革开放时期，中国总体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下限制性社会流动阶段。这一时期，社会成员受特定制度身份(如户籍制度、档案编制身份等)的限制被固定在“蜂窝状”的组织体系之内③，人口流动总体呈现静止状态，阶层流动处于固化状态。1984年以来，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随着全球化、工业化、城镇化的加速发展，中国人口乡城流动、区域流动和国际流动的规模不断增大，总体呈现全方位、多元化、家庭化、高频率的发展趋势。一是以胡焕庸线为分界线，人口呈现从北到南、从西向东的流动趋势，向经济发达区域、城市群集聚效应进一步显现④，这使中国教育呈现“东强西弱、中部塌陷”的总体格局；二是城镇常住人口的持续增加、人口城镇化水平的快速提高⑤，使中国教育呈现城挤乡空、城市内部二元对立的发展格局；三是规模浩大、形式多样的国际学术流动不断促使中国与全球学术系统整合，使中国不断从全球学术体系的边缘迈向中心⑥。 通过历时和共时的视角分析社会流动对中国当前教育的影响，可以看出“流动”改变和激活了中国教育的发展格局，是观照和理解当下和未来教育的重要透镜和关键指标。因此，本研究将聚焦中国教育的流动逻辑，揭示中国教育流动呈现的新趋势及新挑战。同时，就如何应对这些新挑战尝试提出相应的教育治理之策。 一、文献回顾 社会流动与教育有紧密而复杂的交互关系。目前学术界集中探讨的是社会流动对教育所产生的影响，主要涉及人口流动、阶层流动两个层面。 关于人口流动对教育的影响研究。从宏观层面来看，人口流动对教育资源空间配置带来新的挑战。有研究者指出，人口流动不仅仅是空间地域的变化，还伴随着配套公共服务资源需求的增加。⑦因此，在治理策略上，要关注高流动背景下教育资源供需关系的区域格局，在人口变动预测基础上分析教育资源需求差异。从微观层面来看，人口流动对教育影响的研究可以概括为对流入地和流出地的影响。对于流入地的城镇地区而言，随着人口向城镇的快速聚集，城镇地区面临着学龄人口增加与教育经费、学校建设和师资配置供给不足的矛盾。因此，要客观评估城镇地区义务教育资源的承载力，实时监测、预测城镇地区学龄人口总量与分布形态，依据布局调整的底线标准对城镇学校布局进行规划。⑧此外，就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问题而言，要厘清教育责任的边界，追求流动儿童终身学习能力的提升⑨。同时要进一步破除不利于流动儿童享有应有教育权利的制度障碍、文化障碍⑩，对家庭支持不力的学生开展补偿教育，对背景多元、阶层分化的孩子开展融合教育，开展包容差距、尊重差异的个性化教育(11)。对于流出地的乡村地区而言，则面临着所谓的教育“洼地效应”。一方面，乡村教育面临着学生生源流失，以及教师等教育资源总量不足和结构失衡的窘境。另一方面，“规模效益”宰制的发展主义逻辑正在逐渐支配乡村教育的发展，使得乡村教育日益远离乡村而呈现出“悬浮”的发展趋势(12)。因此，要立足教育现代化整体发展的视角，使城市与乡村在教育资源“共生”的状态下协同发展、共同进步(13)。同时应坚持多元、均衡、智慧、系统的发展思路，全面促进城乡教育资源按需供给，积极推动城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文化再生，持续提升城乡智慧教育水平，协同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坚定不移走城乡义务教育公平之路。(14) 教育与阶层流动的关系研究。通过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发现，两者关系可以概括为阻碍论、促进论、条件论。教育是社会阶层再生产的工具。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基于文化再生产的视角认为，教育几乎就是优势阶层维持自身地位的隐形工具，“学校比其他任何东西能更好地有助于既定秩序的再生产”(15)。教育是促进阶层跃升的主因。教育社会学中的功能主义理论认为，学校教育的功能是向下一代“重新发牌”，筛选出有动机与能力的学生。(16)美国社会学家布劳(Peter Michael Blau)与邓肯(Otis Dudley Duncan)通过“地位获得模型”对美国阶级结构和职业地位获得进行了开创性研究，认为个人受教育程度是最重要的自致性因素之一。(17)教育促进阶层流动是有条件的。除了教育背景外，不仅“先赋因素”或“社会出身”对一个人的职业生涯会有直接影响(18)，同时二元劳动力市场、经济产业部门等结构性因素对个人社会流动也存在较大影响(19)。此外，国内研究多从制度文化视角出发，将教育地位获得放在宏观制度背景下进行历时分析，认为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教育文凭与政治凭证都是向上流动的有效凭证(20)。改革开放之后，以教育为核心的人力资本成为阶层上升的重要影响因素(21)，尤其是促进了社会下层向上的社会流动。但是近年来，随着国家制度和社会的变迁，教育在促进社会流动中的作用有所弱化，教育一定程度上复制或再生产不平等的阶层结构，尤其是在优势社会阶层中，教育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封闭机制。(22) 总体来看，国内外已有研究为认识社会流动对教育的影响提供了多元而扎实的理论和实践支撑。但从研究方法上看，随着“静态社会”向“流动社会”的转变，当前教育研究未能跳出“在地逻辑”去主动拥抱“流动逻辑”，教育研究的“新流动范式”未能建立起来；从研究内容上看，已有研究未能综合研判并揭示社会流动新趋势及其对当下和未来中国教育发展带来的挑战。鉴于此，本文提出“中国教育的流动逻辑”这一概念，旨在从“流动”的视角来揭示新时代中国教育呈现的新特征、新规律，并在综合分析和研判这些流动新趋势的基础上为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提出政策建议。 二、中国教育流动的新趋势及新挑战 “两个大局”是对新时代国际国内形势变化的集中概括，是透视中国教育已来和未来的关键视角，也是理解流动中国与流动教育的重要背景板。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国际秩序的深刻变革、新一轮产业革命和科技革命的加速推进，使出国留学向国内就学流动。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下，新型城镇化进程的深入推进使乡村就学向城镇就学流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使体制外就学向体制内就学流动；共同富裕的战略举措促使毕业生更多从低收入群体向中等收入群体跨越。以上四种流动新趋势，可以划分为横向流动和纵向流动两个维度。其中，横向流动主要包含了从乡村就学向城镇就学的流动、从出国留学向国内就学的流动、从体制外就学向体制内就学的流动三种趋势；纵向流动主要指教育的阶层流动，即毕业生更多从低收入群体向中等收入群体流动的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