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改变命运”的话语挑战与话语转向

作 者:

作者简介:
李云星,浙江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金华 321004)。

原文出处:
教育发展研究

内容提要:

话语具有社会性、历史性和能动性。“知识改变命运”作为教育使命叙事话语,具有重要的激励价值。“知识改变命运”的话语叙事面临时代、现实和理论的三大挑战:叙事前提的部分消解、教育社会功能的阻滞,以及道器分离、群己矛盾的内在困境。“知识改变命运”的话语转换与更新,强调在旨趣上由“改变命运”转向“安顿命运”,在主体上由“我之命运”转向“他者命运”,在知识上由“科学知识”转向“人文知识”。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23 年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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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语不仅仅是对事实或对象的概括,更具有支配社会实践主体的权势力量,它能够影响、形塑社会实践主体。话语一经生成,便会对人和社会历史的发展释放出强大的影响力。[1]话语具有权力和力量(power)的双重属性。就此而言,话语即权力,权力亦离不开话语。话语具有社会性,是现实生活的表现,决定于现实生活,遵循现实生活与社会实践的逻辑。话语亦具有历史性,随着现实生活与社会实践的发展而演进。话语的权力本质决定了要高度重视话语的解释、建构和更新。话语的社会历史性则要求从社会实践发展的角度关注现实生活变迁下的话语更新。基于上述认识,本文以“知识改变命运”的话语为对象,力图呈现“知识改变命运”的话语内涵与作用机制,展现其遭遇的时代、现实和理论挑战,并重新拓展、更新、建构“知识改变命运”的话语体系,以应时代之变与现实之需。

       一、作为话语的“知识改变命运”

       1999年,世纪交替之际,中央电视台推出了“知识改变命运”的系列公益广告。广告中介绍了李嘉诚如何通过知识改变人生,张艺谋如何通过教育从“弹棉花的辅助工”成为国际知名导演的人生故事。广告力图通过“一沙一石观世界”,诠释“知识就是力量”“知识改变命运”的价值观念,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为当年发起的大学扩招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作为重要教育叙事话语之一的“知识改变命运”,不仅蕴含着对教育功能的理解,也激励着莘莘学子为改变国家、家族或个体的命运而勤学苦读。话语或语言不仅是对客观对象或事实的描述,更具有形塑、促动主体思维与行动的力量。我们生活在话语包围之中,有如水中之鱼。当语言以观念的形式呈现出其自身的活力时,话语的潜流改变和决定了我们大部分的生活(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在个体层面,庞大的社会话语限定了我们的观念、期望和欲求。[2]

       本质上,“知识改变命运”同“教育改变命运”“读书改变命运”等隶属于一个话语家族,基本可以通用。其主语随着年代语境的不同而略有变化。一般古代更倾向于用“读书改变命运”,现代则强调“知识或教育改变命运”。它们所表达的基本涵义是通过教育、读书从而实现主体社会阶层或地位的跃升,进而改变个体与家族的生存境遇。“知识改变命运”的叙事实现与科举制的推进紧密相连。科举制改变了基于血统或察举的官员推选机制,让天下读书人有了入朝为官的制度路径。唐代孟郊《登科后》所写的“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就生动地描绘了读书人科举中的后的欣喜之情。

       在传统诗歌叙事中有大量描述知识、科举改变命运的诗句,如“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等。此类诗句叙事采用鲜明的对比手法,凸显了读书之于寻常百姓的价值意义。宋真宗赵恒在其《劝学诗》所言的“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是“知识改变命运”的经典叙事之一,更是勉励天下士人读书科举、参政治国的有力号召。宋真宗在其话语叙事中,采用了借代手法。书或知识被视为财富汇聚之所。“千钟粟”“黄金屋”“颜如玉”等都是具体可感的物化对象,读书可获取或交换具体的物质财富。尽管“颜如玉”指人而非物,却也是知识可交换或可索取的对象,属于物化之对象。

       在“知识改变命运”的当代叙述中,以语言学视之,“知识改变命运”属于主谓宾结构。“知识”不再是财富的储藏之地或交换之物,而是变成具有改变主体命运的权势力量主体,作为财富的知识让渡为作为权力(power)的知识。从性别视角来看,宋真宗的《劝学诗》展现的是一种男性视角,意味着教育只对男性开放。“知识改变命运”则不同,其主体对象不仅仅局限在男性,也包括女性。尽管“知识改变命运”展现了一种性别意义上的平权,但其更凸显了知识作为一种绝对力量,能够改变所有人的命运,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相比“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借代手法,“知识改变命运”的话语叙述更加简洁、直观、明了。作为谓语的“改变”直接彰显了主语知识的力量,作为宾语的“命运”蕴含了知识力量辐射的广度和深度。此时,缺乏知识不仅仅意味着财富或物质的匮乏,更强调会影响个体命运的困顿,话语更具有煽动性的力量。“知识改变命运”以“欠缺—奋斗—圆满”的叙事主题,将话语理解者带入对自己当下生活状态的反观之中,激起人们改变当下生活的欲望与情感体验;以“改变”一词的选择性使用攫取人们改变、提升自己生活状况的欲望,引发社会实践。[3]

       “知识改变命运”包含两个维度,一是个体维度,二是国家维度。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知识改变命运”强调的都是通过教育或知识改变个体或家族的命运,实现家庭或个体的阶层跃升。直至清末民初,国家处于危亡之中。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历经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曾经居于天下中央的华夏之国成为落后挨打的对象,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等更为加重了国家危亡的处境。此时,读书人的命运与国家命运休戚与共。在经历器物之变的洋务运动以及制度之变的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国人开始探索文化根脉之变的“教育救国”实践。“教育救国”“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科教兴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学习”等叙事彰显的即是“知识改变命运”的国家之维。从“知识改变命运”国家之维与个体维度的强弱关系来看,其与国家的整体境遇有关。一般在国家落后挨打之际更突出国家之维,而在国家趋于安稳平定之时个体维度会相对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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