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共同富裕伟大理想是一个分阶段的长期发展过程，我国现阶段已从解决绝对贫困问题——这也是脱贫攻坚阶段的主要目标，向着缓解相对贫困的阶段迈进。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同样完成了相应的阶段性转变。生活于英国产业革命高歌猛进时代的亚当·斯密，虽然对经济快速增长中暴富起来的工商阶级的德性腐败持有稍许的忧虑，但他依然相信自由市场经济中“看不见的手”会自动将财富普及最下层人民，因而，政府不必采取外部干预的方法去强制改变贫富两极分化的局面。约翰·穆勒注意到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所产生的道德焦虑和社会分化，斯密所预言的财富生产与财富分配之间“自然改善”的关系并未出现，并开始深入思考两者之间实然和应然的关系。马歇尔接续穆勒的问题意识，着眼于人的可变性，从社会演化的视角切人贫困问题，认为人的发展是社会有机体良性演化的内生动力。无论何种干预都应以人的发展为目标，能力上的发展也意味着人将不断探索社会演化中的新角色，并实现一个日趋平等的未来社会。 这一时期的反贫困思想可视为英国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节点，因为从19世纪开始，穆勒关注的分配问题开始进入经济学视野，政府与立法的作用得到了重视，而马歇尔关于人的发展的论述也指向当代分配正义理论中能力平等这一重要内容。目前，中国已经确立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同样面临着在稳定的基本经济制度下缓解相对贫困、追求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一历史性任务，因此，考察19世纪英国经济学家在类似情境中的改良思路，对中国来说仍有借鉴意义。 一、“看不见的手”指引财富的分配 贫困现象古已有之，但反贫困的观念并非如此。在前现代西方基督教传统中，富人通过向穷人施舍财物来获得救赎，但慈善的动机(爱)①才是施舍行为的重点，穷人因此而受益并不是宗教关注的重点，贫困仅仅被看作神圣秩序的必要部分。②随着工商业社会的发展，财富增长速度逐渐加快，但贫困现象并未消失，人们对贫困的看法也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基督教传统观念，即贫困具有某种益处，且构成了总体存在秩序的一部分。③17、18世纪的英国主流观念倾向于将贫困归咎于穷人自身固有的某些特性，如酗酒、繁衍后代的强烈欲望、脆弱的自制力与懒惰等。马尔萨斯认为，这些固定的人性因素是不为经济社会制度所改变的，它们与土地边际报酬递减这一规律相结合，共同导致人口增长总是快于食物产量的增长，而这正是劳动阶级贫困化的原因。 与同时期以及稍后时代的一些思想家不同，亚当·斯密对贫困的看法发生了极大的转变，Himmelfarb将斯密在《国富论》中对穷人尊严的刻画当作那个时代的最新贡献。④在《国富论》的早期手稿中，斯密描绘了文明社会中“压迫性的不平等”(oppressive inequality)⑤，斯密断言，在真正繁荣幸福的理想社会里，大多数成员不应该是穷困潦倒的：“任何让绝大部分成员得到改善的发展，绝不可能会伤害整体。当绝大部分的社会成员还过着贫穷悲惨的生活时，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欣欣向荣或快乐。”⑥但是，并非像弗莱施哈克尔⑦所说——斯密极大地促成了现代意义上的分配正义概念的产生，相反，斯密对“文明社会”底层人民穷苦生活的描写，恰恰是为他的这一重要论断作铺垫：即使是文明社会的底层人民，也比野蛮社会的首领享有更加富足的生活。 “在这么多压迫性的不平等中，即使是文明社会中最卑微、最受鄙视的成员，与最受尊敬的野蛮人相比，也普遍拥有着优越的富足生活。”⑧在《国富论》中，斯密保留了与初稿中相同的说法，文明社会中，一个勤俭的农民的生活用品也胜过许多非洲君主，哪怕这些君主“绝对拥有数以万计赤裸野人的生命与自由”。⑨相较于“平等”的野蛮社会，即使文明社会中“劳动最多者所得最少”⑩，但由于劳动分工与自由市场机制产生了巨额财富，哪怕是被社会高层侵吞(defalcation)之后，底层人民依然能够获得普遍的富足。富人对于生活必需品的需求总归有一个限度，“他的肚子所接受的食物数量，不会多于最卑贱的农民的肚子所接受的”(11)，他不得不把剩余的食物分配给穷人。“有钱人只不过从那一堆产出物中挑出最珍贵最宜人的部分，他们所消费的数量，不会比穷人家多多少……他们终究还是和穷人一起分享他们的经营改良所获得的一切成果。他们被一直看不见的手引导而做出的那种生活必需品的分配……”(12)因此，财富的外溢不可避免，且这种财富“外溢”不是审慎(人类深思熟虑)所带来的，归根究底是人类交换天性的自然结果。 斯密指出，商业社会的发展使劳动人民的实际工资得到增加，以至于那些不是必需品的东西也能为劳动者所得，“连社会层次最低的人也用起奢侈品来了，而且对于从前那种食物、衣服和住宅，他们已经不再满意了”(13)。斯密对商业社会的分配结果是乐观的，与同时代的休谟一样，他们都认为理想的社会生活依赖于经济进步，自由展开的商业活动将会带来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改善。(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