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肥西县是中国农村改革重要的先行县。1979年2月，安徽省委决定将肥西县山南公社作为包产到户试验区。由省级党委决定在如此大的区域范围搞包产到户，这是1962年批判“单干风”以来的全国首例。在《关于农村政策问题》中，邓小平同时谈到安徽省凤阳县的“大包干”和肥西县的包产到户。其中对肥西县的包产到户，邓小平指出：“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①因为邓小平的这番讲话，肥西县包产到户声名远播，其农村改革史也受到关注。然而长期以来，有关肥西县农村改革的研究尚不充分，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对起重要决策领导作用的肥西县委有关包产到户的态度和行动(包括其何时放宽政策)或语焉不详，或付之阙如。②而对地方党委作用的深入研究，有助于深刻认识农村改革的原貌。 为揭示肥西县委包产到户的政策变迁，这里先对两个概念加以说明：一是包产到组，指生产队将土地、生产资料等分包给作业组，作业组上交一定的农产品后，再南生产队统一分配；二是“大包干”，在本文中是包干到组，其性质与包产到组相同，具体做法则是在包产到组的基础上突破由生产队统一分配这个环节，改由作业组自行主导分配。重点介绍这两个概念，是因为与包产到户相比较，肥西县委起初更倾向于包产到组和“大包干”。 一、包产到户只搞一季 1978年秋，为抵御罕见的旱灾，肥西县部分区社自发搞起了包产到户。③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山南区委的大胆实践。④1978年9月15日，区委书记在柿树公社黄花大队召开党支部会议，决定实行包产到户。⑤很快，山南区委又在黄花大队召开现场会，产生了轰动效应。据当时的省委干部回忆，山南基层干群干劲十足，在种麦过程中“家家户户男女老少齐上阵，用铁锹，用榔头砸，洗脸水、刷锅水都用上了”。由此，包产到户在山南区迅速蔓延。⑥除山南外，肥西县的官亭区也出现了包产到户。⑦1978年冬，全县约11％的生产队实行了包产到户。⑧ 山南、官亭等地的包产到户，与肥西县委倡导的“四定一奖”或“三定一奖”有很大的差距。⑨1978年11月5日至6日，肥西县委召开常委会议，决定以“四定一奖”的办法充分调动社员抢种小麦、油菜的积极性。因为“四定一奖”，能“把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劳动与报酬联系起来，把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统一起来”，“可以有效地调动广大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实行“四定一奖”时，要遵守五项规定：(1)耕牛、农具、土地归生产队所有，统一安排使用；(2)生产计划由生产队统一安排，保证完成国家种植计划；(3)产品由生产队统一分配，不准由作业组自行分配；(4)主要奖励工分，超产部分也可奖励20％至30％的实物；(5)定产不能过低，以经过努力有产可超为原则。⑩此后，肥西县委将“四定一奖”改为“三定一奖”，同样要遵守上述五项规定。可以看出，不管是“四定一奖”还是“三定一奖”，都是联系产量的包产到组。肥西县委推行包产到组，是因为安徽省委在1978年秋种后同意在一些地方“试点”。(11)对踏入禁区的包产到户，肥西县委并没有完全禁止。1978年11月26日，肥西县委发出《关于加强越冬作物田间管理的意见》，明确指出：“对少数实行定产到田、包工到劳力、以产计工的生产队只搞午季实验”，“对按人划田的要逐步教育纠正过来”。(12)此处的定产到田、包工到劳力、以产计工、按人划田就是包产到户，只是说法不同。虽不赞成包产到户，但同意“只搞午季”一季，成为肥西县委的既定方针。 树欲静而风不止，肥西包产到户的风潮，引起了安徽省委和六安地委的注意。(13)1978年12月7日，安徽省委向各地、市委发出通知，批评肥西在实行联系产量的生产责任制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据肥西等地反映……有的作业组划得过小，有的分掉生产资料，有的名为划组，实为分队，甚至有的包产到户”。安徽省委要求，“对包产到户的，一定要做好工作，坚决迅速地纠正过来”。(14)12月9日，六安地委向各县委发出通知，沿袭了省委通知的上述内容(包括点出肥西)，要求“对包产到户的，一定要做好工作，纠正过来”。(15)与安徽省委的通知相比，六安地委通知的相关措辞要缓和一些，但在纠正包产到户一事上则毫无二致。事实上，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包产到组才取得“半合法”地位，此时搞包产到户总体上是不符合中央政策的。 对于省委、地委的通知，肥西县委不能不作出反应。1978年12月20日，肥西县委向安徽省委、六安地委作《关于建立生产责任制情况的报告》，梳理了全县6871个生产队的责任制情况：有798个生产队实行“以队干活、评工记分”，有2353个生产队实行“分组作业、小段包工、不联系产量”，有2958个生产队实行包产到组。除了上述三种“合规”或基本“合规”的生产责任制外，还有762个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虽然做了很多工作，但仍然存在名为包产到组，实为包产到户的现象。有鉴于此，这份报告重申了“只搞午季”一季的方针：“对于已经出现的少数队，我们除积极在做好思想工作的基础上逐步纠正过来的同时，个别生产队由于社员在秋种时个人投资多少不等，不好处理，只能允许搞午季一季。在午收后交队统一安排，秋季决不能再搞包产到户。”(16)可报告提交后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安徽省委一直未对肥西问题给予积极回应。 二、重新推广“三定一奖” 肥西包产到户命运的戏剧性转折，发生在1979年2月6日的安徽省委常委会议上。出席会议的省农办政研室主任周曰礼，专题汇报了在肥西县山南公社宣讲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则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以下称“两个文件”)时，社员群众反映的对包产到户的渴盼之情。(17)虽然有与会者并不同意，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还是决定在山南公社试验包产到户：“在小范围内试验一下，利大于弊。暂不宣传、不登报、不推广，秋后总结了再说。如果试验成功，当然最好；如果试验失败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如果滑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也不可怕，我们有办法把他们拉回来。即使收不到粮食，省委负责调粮食给他们吃。”(18)由此，肥西县山南公社成为安徽省委直抓的、唯一的包产到户试验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