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国经济史，一般以研究具体问题的居多，从能找到的研究资料，特别是档案资料、原始信件、会议记录、营业报告、新闻报道等着手，寻找史迹，发现规律。过去笔者在给学生讲课时，强调写文章要有理论，要有思想。学生常会问，怎样才能把经济学或历史学的理论用进去?所谓理论，应该是所研究问题特定的规律揭示，而特定的规律揭示才是我们需要寻找的特定的独一无二的理论发现。西方已有的理论，无论是经济学还是历史学，抑或其他学科，主要是对西方社会的规律总结，但它们是否适合中国或者部分适合中国，是需要论证的。我们引用西方的部分理论，表示受其启发，目的是帮助我们认识中国的特殊规律，而不是以西方的规律来替代中国的规律，以西方的理论来替代中国的特殊理论。 理论有大有小，整体问题有整体理论，具体问题可以有具体理论。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领域，所谓整体性理论，就是对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模式、发展路径，特定阶段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规模和结构，以及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等作出阐释和论述。纲举目张，只有更深刻地认识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模式等整体性的宏观理论，才能对各个具体问题看得更为清晰。中国近代经济发展落后，不只是工业发展水平低，更在于中国的经济和市场为一些强权国家所掌控，而这些国家的政客和大资本所有者在所谓“自由贸易”的幌子下，利用充斥着所谓促进“和平、友睦、通商”漂亮辞藻的不平等条约①，将中国经济引向它们所需要的发展方向。为此，近代中国不仅丧失了大量政治和经济的权益，更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发展工业、提升经济。对中国近代经济发展模式的反思，有助于我们在今天坚持独立自主的经济发展理念，这与经济全球化应该构成相辅相成的战略。本文尝试对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模式勾勒一个浓缩的框架，并对中国近代经济史的阶段划分和规模度量提出一点探讨性的意见，供大家批评。 一、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模式 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是通过协定关税、治外法权等不平等条约从中国攫夺利益，榨取中国人民的财富。更有甚者，西方列强通过政治和军事强权，控制中国近代经济发展方向，要把中国塑造成一个适合它们需要的经济体。也就是说，西方列强要把近代中国塑造成它们的产品销售市场和原材料供应地，而不是帮助近代中国发展成为类似于它们那样的工业国。虽然西方国家的工业革命也有先后之分，最早成为经济强国的英国对西方其他国家也形成冲击，但那些受冲击的西方国家大多在经历过一二百年的社会转型过程，经历过思想、宗教、政治、经济等全方位的变革后，已经普遍形成了资本主义的商业和工场手工业，对科学技术已形成敬畏并愿意随时接受最新的成果。因而，西方的后发国家在受到英国等国的冲击后，能够迅速在国内发起工业革命，发展的速度甚至超过英国等先发国家。②但是，这条规律绝对不适合近代中国及其他绝大多数的落后国家。长期研究马来西亚和西非地区经济的彼得·鲍尔认为，欠发达国家“其本身不可能提供自己所需的资本。总体落后、经济不能做出快速反应，以及缺乏创业精神几乎是欠发达世界的普遍现象”。③近代中国在受到西方冲击前，并没有长期社会转型的经历和准备，陡然受到西方列强的巨大冲击，是不可能成为像德国那样迅速崛起的后发国家。日本的情况有点特殊，它受到冲击后崛起得比较快。然而，日本在遭受冲击前已经有一定的社会转型准备，受冲击后又顺利实现了明治维新这一资本主义改革的目标，但中国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近代中国虽然落后，但具有许多潜在的要素和市场的优势条件。 中国资源丰富，地大物博。中国的丝和茶是备受西方各国欢迎的出口产品，在中国的出口商品中曾长期占有主要地位。后来，由于别国同类商品的激烈竞争，中国的丝、茶出口减少，但其他土特产品出口增加，如大豆和豆饼、桐油、蛋品、猪鬃等。中国的矿产资源非常丰富。据1936年的资料称，当时探明的中国煤矿储藏量为2482.9亿吨，仅次于美国和加拿大，居世界第三位；但煤产量却十分有限，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一直徘徊在年产量2000多万吨的水平，1931年的历史最高纪录也才2882万吨。④而且，当时中国的好煤矿，即高产、优质、近交通线的煤矿，多为外国人所侵占，如日本人侵占了辽宁抚顺煤矿、英国人骗占了河北开平煤矿等。中国每年煤炭的出口量大于进口量。⑤全面抗战前，中国的铁矿生产主要集中在辽宁、安徽、湖北等地，年产量约289万吨，其中日本侵占和控制的辽宁省所产铁矿石占到55％，产品供日本的昭和制钢所及本溪湖煤铁公司，其他沿江各地所产铁矿石大部分也输往日本，而中国本国所用铁矿石每年仅六七万吨，约占矿产总量的3％。⑥中国还是世界重要的钨矿生产国，“每年产量，常占世界总产量半数以上”。⑦“赣湘粤三省之交，钨矿出产，近十数年本已为世界钨产之重心”，江西产量最高，“年产达十余万担”。⑧中国的钨矿砂也全部运销国外。中国还是世界锑矿资源储量最丰富的国家，年产锑1万多吨，锑产品也全部出口。⑨中国还有较丰富的锰矿资源，锰是重工业和军火工业的重要原料，因中国当时重工业和军火工业不发达，所以锰矿产品也基本上外销。⑩此外，中国已探明的矿产资源还有锡、汞、铜、磷、铅等多种矿产。限于当时的开采能力，南京国民政府在1934年将已初步探明但一时无力开采的矿区划定为“国有矿业保留区”，实业部的矿业行政计划称：“本部除将山东铝矿保留外，对于江西钨矿，亦于上年增划保留区数处，本年度拟再将湖南、江西、广东之钨锰两矿，以及四川、河南之重要钾盐矿，江苏之磷矿，分别划区保留，并确定整个开发计划，以重矿利。”(11) 中国市场广大，潜力无穷。中国当时拥有4亿多人口，经济发展及人口的衣食住行构成巨大的市场或潜在市场。这不仅为外人所垂涎，中国的企业家也懂得加以充分利用。棉纺织业和卷烟业的发展就是很好的例子。中国是植棉大国，每年有大量棉花出口。但中国产棉花纤维较短，不适合作高支棉纱的原料，因此在华的外商和华商棉纺织厂每年都需要进口大量长纤维的美棉及其他外国棉。后来，国内也开始试种美棉品种，1933年各省计有美棉试验场10处。(12)棉纺织业逐步实现了进口替代，但外商仍然占有中国的棉纺织业市场。其中有三点值得关注：第一，中国棉货和棉纱的进口从1920年的高峰值约2.56亿海关两降至1931年的约1.11亿海关两，虽下降了56.6％，但进口量仍然很可观。第二，棉货和棉纱的进口值虽然减少了，但棉花的进口值却大幅增加，从1913年的300多万海关两飙升到1931年的1.79亿海关两，1931年共进口了465万担外棉，其中绝大部分是美棉。(13)从进口总值看，1920年进口棉货、棉纱、棉花三项共2.74亿海关两，而1931年在棉纺织工业实现大幅度进口替代的情况下，进口的棉货、棉纱、棉花三项总计却达2.9亿海关两，比1920年多出0.16亿海关两。也就是说，进口替代改变的只是进口商品的结构，而进口总值不减反增，对于外商来说，中国的棉业市场更大了。第三，在华外商棉纺织工厂的产品在中国市场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份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