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关于明清市场经济的讨论，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最早提出这一议题的学者是姜守鹏。他在《明清北方市场研究》一书中提出：封建社会存在着市场经济，但“还处于市场经济发展中的初级阶段，或早期阶段，因此我们不妨称其为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或早期市场经济”[1](2，8-13)。认为明清时期已经出现早期的市场经济。其后，吴承明、许檀、万明等先后提出类似的观点。吴承明说：“在16世纪，已可看到市场经济的萌芽。”[2]204许檀认为，明清时期政府对经济直接干预逐渐减弱，市场机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断增强。“明清时期中国经济中最具时代意义和历史意义的发展，应是向市场经济转化。”[3]万明在《全球视野下的明朝覆没——基于白银货币化的分析》一文中说：“明代白银从民间市场崛起，是市场/社会与国家博弈胜出的产物，代表早期市场经济的萌芽。”[4]认为在十四世纪末，中国的早期市场经济已经萌芽。姜守鹏、吴承明、许檀、万明诸位的学术见解在进一步深化对明清经济社会的认识方面是具有启发意义的。但在他们的论著中，皆未将“市场经济”或“早期市场经济”作为中心问题进行充分的、专门的论述，而且观点也略有差异：姜守鹏认为明清时期早期市场经济已经形成，万明认为只是出现了早期市场经济的萌芽；许檀认为明清经济已向市场经济转化，吴承明则认为市场经济刚刚萌芽。对早期市场经济或市场经济的发展程度估计不同。那么，明清时期的社会是否已经发生了如此重大的变化?如果确实发生了重大变化，那么是否已经形成了早期市场经济呢?或是刚才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化?抑或只是早期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萌芽?这是一个关系到明清历史阐释体系变革的重大问题。数年来，通过阅读明清史料和有关市场经济的理论著作，个人觉得明清时期的经济已具备了市场经济的某些特征①。 二、明清时期已形成较为完整的市场体系，市场配置资源在多地、多部门可见 关于明清市场的研究，学界不少学者已有丰硕的成果，高见迭现。龙登高在《中国传统市场发展史》一书中，把中国传统市场划分为4个阶段：公元前5世纪—公元1世纪(战国秦汉时期)，中国传统市场初兴；3—9世纪(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中国传统市场曲折发展；10—14世纪(五代两宋金元时期)，中国传统市场再度兴盛；14一19世纪(明清时期)，中国传统市场成熟。认为，到明清时期，中国传统市场已臻至成熟[5]。吴承明对明代和清代的国内商品市场进行了专门研究，把宋以来至明清时期的国内商品市场划分为地方小市场、城市市场、区域市场、全国性市场4个层级，认为明清时期的国内商品市场较前有所扩大[2]112-116。许檀系统考察了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发展过程，将全国市场网络划分为流通枢纽城市、中等商业城镇、农村集市三大层次[3]。姜守鹏通过对明清社会经济结构和市场的研究，认为“明清时期的基本生产结构是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相结合的小农经济”[6]209。“随着这种小农经济商品性生产程度的不断提高和民营手工业的日益发展”，“城乡商品市场越来越扩大，并且形成了一个由农村市场、城镇市场和区域性市场组成的市场网络”，全国性市场出现[6]217-218。对明清时期的生产要素市场，姜守鹏也进行了精深地研究，并专门探讨了北方地区的生产要素市场，认为“封建社会晚期的生产要素市场主要包括生产资料市场、劳动力市场和金融市场。明清时期，北方地区生产资料市场进一步发展，劳动力市场已经出现，金融市场刚刚萌芽”[1]184。在这方面有着精深研究的学者还有不少，如李伯重等，在此不一一列举。这些学者是著名的经济史学专家，虽强调的重点各不相同，但他们的研究已经证实，明清时期不仅有市场，而且形成了包括商品市场、要素市场在内的、比较完整的市场体系。 市场配置资源的情况在明清时期有没有出现呢?我们认为这时已经出现了，并且体现在许多方面。 (一)小农经济市场化趋势明显，市场配置农业资源多地可见 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小农经济仍然是明清时期基本的生产结构，或者说，小农经济是明清时期生产结构的核心。但这一时期的小农经济与此前已有很大的不同，即市场化趋势明显，小农与市场的联系日趋密切。他们商品意识增强，根据市场的需要和自身的优势调整农业生产结构，放弃单一的农作物种植，以获利的多寡确定经营的方式和品种，种植经济作物，发展高效农业，“商农并用”，农商一体。“广州凡矶围堤岸皆种荔枝、龙眼，或有弃稻田以种者。”每当荔枝、龙眼成熟的季节，龙眼、荔枝堆积“若丘阜”，一派丰收景象。大批商人前往购买，不仅荔枝、龙眼交易兴盛，而且带动了相关行业的发展，创造了新的就业岗位，“为栲箱者、打包者各数百家，舟子、车夫皆以荔枝、龙眼赡口”[7]624。南海、番禺等县龙眼、荔枝弥望，方圆百里无一杂树，“地土所宜，争以为业，称日龙荔之民”[7]626。岭南产香，号称“香国”，以东莞茶园产量最大，其地之石涌、牛眠石、金钗脑、金橘岭诸乡，“人多以种香为业，富者千树，贫者亦数百树”[8]。福建泉州的气候适宜甘蔗的生长，“为稻利薄，蔗利厚，往往有改稻田种蔗者”，“居民磨以煮糖，泛海售焉”[9]。烟草于万历时传入，吸之可以醉人，号曰干酒。在福建，烟草的种植面积比甘蔗还要大，“闽地二千余里”，土地饶沃，烟草之植“耗地十之六七”[10]，粳稻菽麦种植寥寥，粮食不能自给，仰食江浙及台湾等地。浙江嘉兴，“二尺童子莫不食烟”，“遍处栽种”烟叶[11]11。湖州人“以蚕为田”[12]，一年的主要收入来自养蚕缫丝。桑叶多从市场获取，“预租别姓之桑”。本地桑叶不足，则从桐乡、洞庭购进。“凡蚕一斤，用叶一百六十斤”，“蚕佳者，用二十日辛苦，收丝可售银一两余”[13]。松江遍地种植棉花，“农家赖其利，与稻、麦等”[14]。太湖中诸山，“大概以橘、柚等果品为生，多至千树，贫家亦无不种。以蚕桑为务，地多植桑，生女未及笄，教以育蚕。三四月谓之蚕月，家家闭户，不相往来。以商贾为生，土狭民稠，人生十七八，即挟赀出商，楚、卫、齐、鲁，靡远不到，有数年不归者。以舟楫为艺，出入江湖，动必以舟，故老稚皆善操舟，又能泅水”[15]。洞庭东山、洞庭西山居民或种植果树，或植桑养蚕，或远出经商，或摇橹行舟，种植稻麦等农作物非其主要营生。乌桕树果实可用榨油，市场上多有人收购。“江浙人种者极多”，“凡高山、大道、溪边、宅畔，无不种之，亦有全用熟田种者”[16]。小农离开了市场、不走商品化经营的新路，就无法保证再生产的顺利进行。常熟人谈参是那个时代发展经营性农业的代表。谈参，姓谈，因其在兄弟姐妹间排行第三而得名。其地“居湖乡，田多洼芜，乡之民逃农而渔，田之弃弗辟者以万计”。常熟为湖乡，田多而低洼而荒芜，乡民转而弃农，从事渔业，撂荒土地数以万计。谈参为人“有心算”，头脑灵活，压低地价收购，雇佣贫民，对土地进行改造，把最低洼的地方开挖成池，池的四周筑堤以蓄水。凿池百余养鱼，池上架梁修猪圈养猪，猪粪喂鱼，堤上种植果树。与耕田种粮的效益相比，高出六倍[17]。谈参的投资方向完全是受市场的牵引，他养的鱼、生产的水果是为了出售，农场的生产者也是从市场雇佣而来。市场在农业资源的配置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类似的情况在闽、广、江浙以外的地方也有存在。江西南丰产桔，“杨梅村人多不事农功，专以此为业”[18]。安徽霍山，“近县百里皆产茶”[19]。山东清平县，“土人多种木棉，连顷遍塍，大约所种之地过豆麦。故土人望木棉成熟过于黍稷”[20]。兖州府滋阳县，雍正年间“遍地栽烟，每岁京客来贩，收买者不绝”[21]。河北保定一带，“植棉之田已占耕田十之二三”[22]。河南种植棉花较为普遍，“中州沃野，半植木棉”[23]。巩县农民“资生之策强半以棉花为主”，“收花之利，倍于二麦，民食资焉”[24]。林县则多种果木，“其民别以种植为计，多收果核即属有年，不以黍稷丰凶为利病也”[25]。陕西朝邑，盛产杏桃梨枣，农民“植果倍于树谷”[26]。四川郫县所产烟草“特佳”，质量上乘，“业者最伙”，种烟所得利润“过稻麦三倍”[27]。山间、河谷广为种植，与五谷争地。市场配置农业资源的情况，在川、陕、楚三省交界的某些地区也有存在：凡有田地数十亩之家，必种植烟草数亩、姜或药材数亩。烟草每亩摘三四百斤，可卖铜钱十千有余。姜、药材亩收八九百斤，可卖铜钱二、三十千，“以为纳钱粮、市盐布、庆吊人情之用”[28]。向国家缴纳赋税，购买家庭所需食盐、布匹，以及人情往来全赖于此，无不与市场紧密关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