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23)01-0102-21 一、问题的提出 1934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就开展反日反帝运动和组织民族革命战争的策略问题秘密指示各省委、县委、市委，指示信称：满洲事变发生后，我党便马上提出三位一体的口号：以武装人民进行反对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来保障中国的国家独立与领土完整；推翻国民党卖国政府是顺利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条件；只有中国苏维埃政府和红军是真正领导民族革命战争的力量。近三年事变的发展完全证明这个基本策略的正确，但国民党经常提出各种武断欺骗的口号来对抗我们组织民族革命战争的口号。“所谓‘抗日救国’是目前中国民众最中心最主要的问题，谁能在实际上证明他能解决这个政治问题，谁就能取得广大民众的拥护，谁就成为政治斗争的胜利者。关于这点，不仅我们懂得，我们的敌人也懂得。所以国民党无论在实际上作了许多卖国投降的事，但是在口头上自始至终他总是尽力企图表示他能担负‘抗日救国’的责任。将近三年来我们斗争的困难也恰在这里！谁到底是真正能够完成‘抗日救国’的责任？群众只有在实际斗争经验中，才能认识和相信。”① 中共中央将满洲事变以来国共两党在这个中心问题上斗争的过程做了一个简明概括的总结，分为三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从九一八事变至北大南下示威团到南京示威。中共的中心口号是人民自动武装起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的中心口号是要求南京政府对日宣战，并在该口号下散布国民党能够抗日的幻想，具体行动是尽力鼓动群众向南京请愿，垄断群众会议，宣传组织反日义勇军、抵制日货是最有效的办法。经过九二六上海群众大会和示威，十月三号、五号闸北公安局五区与反日群众的冲突，工人学生公开要求武装和组织反日义勇军，广泛实行抵制日货运动，特别是北京、山东、武汉、上海、南京等地十万学生去南京示威，国民党一步步收回南京政府对日宣战的口号，尤其是屠杀南京十万示威学生，完全暴露了压迫反日运动的真面目。于是国民党中央和南京政府公开宣布，对日作战与否人民不得过问，政府并未准备对日作战，禁止一切反日请愿罢工罢课示威等行动，企图用铁血政策公开镇压反帝运动，使中共的口号在群众中得到进一步认识。 第二阶段从上海战争至苏维埃政府发表对日作战的联合战线宣言。上海战争我们最大的弱点，就是没有给运动以强有力的有组织的无产阶级骨干，没有夺得防卫战争的领导权，国民党可能利用上海抗日战争作为投机宣传和政治资本的条件。群众开始不了解国民党出卖上海战争的真相，国民党乘机宣传自己是“民族英雄”，针对我们“武装抗日必先打倒国民党”的口号，提出“抗日剿共并重”“对外必先对内”的口号，企图将上海防卫战失败的责任，、加到共产党和红军身上，指出红军捣乱抗日后方，所以要抗日不能不先剿共，第四次“围剿”即在这一口号下进行。我党和红军为揭穿国民党骗人的口号，采取过不少办法和行动，如对日宣战、发表对日宣战动员令、援助上海罢工、反对上海协定等，但真正揭破是在红军和苏维埃政府发表统一战线宣言和实行统一战线的具体条件以后。统一战线宣言是党和红军发展过程中一个最重要的文献，在中外报纸上普遍登载，得到广大民众对真正愿意武装抗日的红军苏维埃的热烈同情，使国民党许多军队发出停止剿共和北上抗日的要求，逼得南京政府和蒋介石不得不自己揭穿“抗日剿共并重”的假面具，发表公开训令“在剿共期间，绝对不能言抗日，侈言抗日者斩”。 第三阶段从蒋介石发表训令禁言抗日至今。国民党不愿抗日的真面目完全暴露，提出的主要口号是“复兴民族”“专力剿共，力求建设”，公开承认现在抗日不可能，主要理由除“赤匪”捣乱外，就是中国太穷太弱太没有国防力等。于是举行航空救国、募捐救国运动，宣传实业建设计划、农村复兴等，尽力表现国民党卧薪尝胆，以便将来完成抗日救国责任。同时发动第五次“围剿”，加强独裁，造成部分群众对国民党新的幻想。极大多数群众对国民党不愿抗日的真面目已经认识，但对于到底怎样进行武装抗日战争，进行抗日战争有无胜利可能，尤其是用什么具体办法解决抗日战争各种最具体的问题，如兵力、武器、军需、领导机关、民众武装等，还急待了解。② 秘密指示信主要是从国共对立的角度总结两党应对日本侵华的对策和口号的阶段性变化，以及两党就此展开的斗争。尽管离事变发生的时间很近，中共自己又是当事一方，可是一些用词已经脱离了原来的具体语境，带上若干后来增减的成分。再者，中共的对日口号变化固然主要是因应国民党一方的策略调整，共产国际的态度以及东北、华北军民抵抗日本侵略的行动，也是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此外，透过“左”倾路线一贯的热情洋溢的说辞，隐约可见领导层意识到或是有限度地承认对外方针遭遇重大挫折，而口号的变化，反映出中共中央对于国内国际形势的看法正在悄然发生改变。这一切都与党内的路线斗争息息相关。当时中共中央正是“左”倾路线当道之时，对于国内国际局势存在各种误判。这些情况势必反映到对日方针和口号的决策上，从而产生负面效应。以往关于“左”倾路线危害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国内形势和革命斗争方面，至于对外方针，虽然已有一些具体深入的研究，总体而言，反而多为正面论述。有鉴于此，按照历史发生演化的时间顺序，综合各种相关因素，系统梳理各种资料，重新检讨九一八事变后至七七事变前中共对日方针及口号的演变，以期进一步呈现历史的艰难曲折与复杂多变，当有助于认识的深入一层。 综合考察，九一八至七七事变之间，中共的对日口号大约经历了五个阶段的变化，主导的趋向之一，就是从“反日”转向“抗日”。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以及中共领导权的易位，针对民族矛盾急剧上升的危局，顺应舆情民意，从坚决反日反蒋的国际阶级路线逐渐调整到与包括国民党在内的一切党派合作抗日的民族战争的轨道上来。具体而论，五个阶段大体划分如下：一是九一八事变至一·二八淞沪抗战，坚决以“反日”抵制国民党的“抗日”，否定包括一切朝野派别的“抗日”主张。二是一·二八淞沪抗战后至1933年初，基本坚持“反日”，部分承认“抗日”。其间一度极端强调反日与保卫苏联的关联。三是1933年1月27日苏维埃政府发表对日作战的联合战线宣言，至1934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反日反帝运动和组织民族革命战争的策略问题的秘密指示信，开始使用“抗日”的名义，但主要仍然沿用“反日”。四是1934年4月至1936年1月，混用“反日”和“抗日”，一方面，对外越来越多地使用“抗日”，内部有时仍然沿用“反日”，另一方面，“反日”已经失去抵制国民党“抗日”的语义，甚至同一文件也会二者并用。五是1936年1月以后，基本改用“抗日”，偶尔间用“反日”。8月，共产国际批准中共中央的申诉，确定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总方针，停用“反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