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23)01-0064-15 北京政府教育部本应是民国教育史研究的重点，但却并未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①对直系统治时期教育部在政学两界间境况的探讨更是付之阙如。②事实上，直系上台后，教育部进入一段特殊时期。这一阶段教育部摆脱了军阀当局的掌控，甚至出现教育界推荐教育总长人选的情况，满足了学界一直以来的期待。照此推断，这一时期教育部本该得到北京学界的尊重与认可，但实际上其处境相比以往更加恶劣，对其自身发展轨迹及政学关系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对直系时期教育部境况及其成因的探讨是整个北京政府教育部研究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这一时期教育部的处境与“学阀”话语的兴起密切相关，因此要厘清这一问题就绕不开对“学阀”话语的讨论。然而学术界对“学阀”话语的研究十分匮乏，③近年一些研究关注到1926年北伐前后的“打倒学阀”现象，探讨国民党怎样利用“学阀”这一符号暴力夺取地方教育权、进行政治清算，但对20年代初“学阀”话语的探讨尚有待加强。④事实上，“学阀”一词从指代学术权威转而与政治挂钩，并被赋予日后国民党熟练掌握的话语霸权的功能，最早是在1922年前后。“学阀”话语的转变对教育部的影响很大，本文拟以“学阀”在20年代初期内涵与应用的发展为纽带，探究“学阀”话语流行前后，即直系上台至王宠惠内阁倒台前这一时期，教育部的人事变动及其对待北京国立各校风潮的态度，探讨教育部失势的深层原因，从而深化对北京政府教育部的理解。 一、以“学”领“政”趋势增强与教育部官长更迭 20世纪20年代前后“学阀”话语的生成和教育部最高官长的更迭都和这一时期以“学”领“政”趋势的增强密切相关。以“学”领“政”是传统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境界，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在国家权力结构中发挥的政治功能是辅佐君王治天下，而非主宰政治。当西方列强武力轰开中国国门，出于爱国热忱与救亡图存的心理，知识分子开始尝试进行政治改革甚至革命。表面上看，知识分子似乎随着民族危机加深日益靠近权力中心，但事实并非如此。康梁等旧式知识分子主导的戊戌变法以失败告终，新式知识分子发起的辛亥革命虽然胜利，但孙中山等人更多是以革命党身份活跃于民国政坛。自晚清科举制废除后，知识分子与政统的制度化联系被割裂，日益边缘化。从传统知识分子方面来看，民国时期虽有旧派士绅进入官场，但多因政治腐败被他方不齿，且往往不能接触到权力中心只能徘徊于外围。由旧派士绅组成的进步党曾一度成为国会第一大党，但最终在第二届国会大选中惨败。旧式知识分子阶层的没落已成定局，重返政坛的希望落在新式知识分子身上。新式知识分子以学校、传媒、社团为平台发展，这使其文化影响力相对传统知识分子有增无减。由于民初政治的黑暗，新式知识分子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并没有把重心放在政治上，而是希望通过思想改造完成社会改造。然而，北京政府内政外交的糟糕表现促使新式知识分子必须采取行动，后者也因此迎来进入政治舞台的契机。以新式知识分子为主的学界从五四运动开始已经有意识地以团体的形式反抗政府，对后者造成强烈冲击。随着教职员团体的成长与壮大，五四后学界的诉求开始从外交转向内政，试图强化政治参与，走向政治舞台中心。1922年5月，胡适、蔡元培、陶行知等人在《努力周报》上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提出改革政治的三个基本原则和六项主张。《我们的政治主张》的署名者包括十六名北大教授及国立七校校长，是以北京国立高校为代表的北京学界提出的首个政治宣言。至此，北京学界对政治已经跃跃欲试，呈现出以“学”领“政”的态势，为之后“学阀”话语的发酵和教育部处境的转变埋下伏笔。 直系恢复法统的意图为学界实现这一构想提供了契机。界定法统有两个关键，一是宪法文件，二是立法机关(国会)。民元约法对总统权力限制颇严，为政党政治的实现提供了可能，也正是在此时期一些旧式知识分子组建进步党竞争国会席位，尝试进入权力中心。但随后袁世凯废止国会，法统中断。尽管段祺瑞上台后改为“研究系”的进步党暂时恢复了国会第一大党的位置，但在张勋复辟被镇压后，段祺瑞以再造共和之功废除旧约法，选举出安福国会，建立新法统，旧式知识分子群体被排挤出局。彼时国会、内阁都服从皖系，政府权力相对集中，以新式知识分子为主的北京学界同样无机会进入政府。由此可见，对北京学界而言除非法统改变(最好恢复到民元法统)，否则无法介入政治。皖系下台后进入直奉共治时期，彼时法统是脆弱的。第三届国会未及召集，内阁频繁更迭，直奉两系互相拆台，中央政治框架极不稳定，出现以“学”抗“政”的局面，北京学界在与政府的博弈中开始占据主动。1922年6月直系单独掌权，并因抵制南方广东军政府主张恢复旧法统，北京学界的机遇终于来临。 直系恢复旧法统涉及两点：一是恢复临时约法，二是恢复民初旧国会。旧国会中占据优势的国民党此时已分裂成无数小党派；直系内部有津保派与洛派之争，⑤且与总统黎元洪也有隔膜。总统、内阁、国会、当权军阀各成一派，内部亦有分化。当权军阀对中央政府的掌控相较以往更力不从心。可以看出，恢复法统的做法令直系对中央政权的控制不升反降。如此，直系自然要广结盟友，借助其他派系的力量。这时，外交系进入吴佩孚的视线。⑥首先，外交系兴起较晚，在北京政坛并无有力盟友，相对好控制。其次，外交系成员基本是亲英美的外交家，这也符合直系讨好英美的目的。外交系与直系的联盟进一步增强了北京学界与中央政坛的联系。外交系与北京学界中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关系紧密，共同的留美经历(自由派知识分子多有留美经历)令他们在政治观念上有许多共鸣，且双方有时界限并不明显，如王宠惠、罗文干等人既是外交家也是大学教授。正因有这些共同点，故双方自然走在一起，成为政坛上的一股新兴势力。⑦当外交系得到重用，北京学界对内阁的影响增强就变得顺理成章，以“学”领“政”也有了实现的可能。 除外交系的因素外，早在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后北京学界就积极向直系示好，在“去徐(世昌)、倒孙(中山)、迎黎(元洪)”事件中都给予助力，为后续双方的合作奠定了基础。直系与北京学界合作最重要的成果就是汤尔和担任教育总长。⑧然而汤尔和入主教育部并非一蹴而就，最终能够成功仍与法统恢复后的一系列政争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