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观的萌发:中共早期领导人的党史研究与认知(1926-1933)

作 者:

作者简介:
傅伟男,男,湖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郭辉,男,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导(湖南 长沙 410081)。

原文出处:
苏区研究

内容提要:

中国共产党的党史观萌发于早期领导人的党史论著。蔡和森、瞿秋白、李立三、张闻天等党的早期领导人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在研究党史过程中所形成的基本原则、基本观点与基本方法,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史观的最初形态。他们非常重视党史在正确认识革命意义、培养革命力量、汲取经验教训、指导革命实践、加强党的领导、坚定胜利信念等方面的重要功能,并重点阐释党的重大事件、关键问题、优秀品质、革命特征与历史分期,在叙述党史时运用唯物史观、比较研究法、辩证分析法、阶级斗争观、史论结合法等理论方法,为后世党史研究奠定了基础,并推动党内重史传统的形成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23 年 05 期

字号:

      DOI:10.16623/j.cnki.36-1341/c.2022.06.003

      中国共产党的党史观是指研究学习党史所形成的基本原则、基本观点与基本方法,包括党史意义的阐释、党史基本问题的论述、党史研究的理论方法等。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总结与研究党的历史,诸多党的领导人关于党史均有重要且深刻的论述与阐发。他们的思想展现出各具特色的党史观,指导我们的党史研究与学习,推动党史工作的科学发展。学术界对此已有部分论及,既有对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等党史观的个案考察,也有中国共产党党史观发展的历史回顾。①但缺乏对蔡和森、瞿秋白、李立三、张闻天等党的早期领导人、党史撰著先行者党史观点的整体关照与解析,他们对党史的认知与思考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史观及党史研究的基础。②习近平总书记有言:“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③

      因此,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党史研究与认知的发展脉络及基本特征的探讨,能够对百年来中国的党史研究与书写起到溯本清源的重要作用,进而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渐进历程的认知,深切理解中国革命的世界意义。

      一、党史的意义与功能

      常言道:“读史使人明智”。中国共产党自诞生起即拥有浓厚的历史自觉意识,党的主要创始人李大钊非常重视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形成正确的历史观。他认为,历史观既是对“历史的解释或概念”,也是“人生的准据”,欲得正确的人生观“必先得一正确的历史观”。④李大钊的历史观同样适用于党史,即正确的党史观是客观认识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前提与条件。大革命失败前后,蔡和森、瞿秋白、李立三、张闻天等党的早期领导人形成的党史观,最初源于他们对党史意义与功能的认知。

      党史研究有利于正确认识党的发展历程与革命意义。1926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蔡和森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旅俄支部作《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的报告时,开宗明义地说:“要知道中国革命及我党要如何发展及其发展的道路如何,故须明白我党的历史”,因为“吾党虽只有五年短的历史,而仍在幼稚的时代。可是它在五年中间已能领导中国无产阶级由经济的争斗走到政治的争斗,而由日常生活的争斗,又走到一般的争斗了”。⑤换言之,当时中国共产党虽年轻,但已历经诸多革命实践并取得一定成绩。蔡和森已认识到研究党史的重要性,需要总结党的革命历程。1929年瞿秋白在莫斯科列宁学院做党史报告时,第一讲即阐明“中国共产党历史之意义”,集中体现他对党形成与发展脉络的深刻理解。⑥1930年李立三在做党史报告时,也说:“我们的党已经从一九二一年到现在,可以说是九年的历史。历史虽然只有九年,可是中间经过几次很伟大的革命,这些斗争当然不仅在党史上有伟大的意义,在中国革命史上同样有伟大的意义”。⑦可见,他们皆认为正确认识党的历史,有利于理解中国共产党革命历程的伟大意义。

      党史研究有利于党员的自我成长与革命力量的培养。中国共产党作为由众多先进党员组成的革命政党,每个党员的成长与党的革命事业紧密相连。党员要更好地贡献于党的事业,必须了解党的历史与使命,于此,对党员开展党史教育显得尤为重要。蔡和森认为:“同志们都是要做一个好党员,忠实的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所以第一必须明白自己的责任。但如何才能明白呢?那就必须亲切的深刻的知道党的历史了”。即党史学习关涉党员责任与使命,并要抱以“亲切”之同情与理解,只有“深刻”了解党的历史才能成长为“好党员”,才能共同团结起来完成中国革命“这伟大的历史使命”。⑧张闻天在党史课程上论及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时,强调只有明了中国社会的经济性质与中国革命的任务,才能厘清“中国革命中各阶级的关系,以及中国革命的动力”,如此正是为了增强党员的党性并巩固革命队伍。⑨此外,中国共产党进行具体革命实践的历史宣传,如纪念“二七”大罢工以证明“中国工人阶级能担负领导中国解放运动的使命”“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工人阶级而奋斗的唯一的政党”,亦旨在强化党员的革命认同并扩大革命力量。⑩

      党史研究有利于澄清事实真相与肃清革命错误。蔡和森认为反动人士污蔑中国共产党“不过是陈独秀几个野心家的意志所创造的,或者以为被俄国收买的几个学生所鼓动”的问题,明确指出党产生的历史必然性,用历史事实驳斥“军阀的走狗及帝国主义者所造的谣言”。(11)他还就“中国共产党从产生那日便是机会主义”的谬论,专门撰写《党的机会主义史》予以澄清。蔡一方面坦然承认“党的初期不是没有错误的”,并分别举出那些“所谓有名的错误”;另一方面表示这些错误“都是些偶然的零碎的错误,而不是严重的系统的机会主义”,不能因此磨灭“党在中国革命史上”的伟大功绩。(12)并提出要用“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来铲除政治与组织上“机会主义的系统”,进而全盘改造党。(13)这充分反映出蔡和森实事求是观察党史的态度,并促进党的不断完善与发展。李立三、张闻天也分析讨论党内曾出现的“机会主义错误”,肯定“八七”会议对机会主义的批判,它“决定党的新路线,把党从机会主义的泥坑挽救出来”。(14)但李立三关于“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列宁主义的路线完全正确”的观点,并不符合历史实际。(15)据此,澄清党史中的谬误尤为必要,能扫除革命前进道路上的障碍。

      党史研究有利于汲取经验教训以指导当前革命实践。瞿秋白在反思大革命失败时,指出:“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还很幼稚,他的组织也是很散漫。可是革命首先就教会了中国的无产阶级;教会他们如何去建立自己的政党,教会他们如何去清除党内的小资产阶级的‘伴侣’和机会主义的成分,教会他们如何去锻炼铁的布尔塞维克的干部和组织”。此后,中国共产党即明确主要任务在于“征取群众”,并用一切方法“巩固自己的党”。(16)张闻天追述“二七”惨案的教训时,总结当时中国工人阶级尚不够强大,“没有同全中国反帝国主义与反军阀的各革命阶级的斗争联合起来”,缺少“其他各革命阶级的积极拥护与配合行动”,但它已从“日常的经济斗争”转为“反对统治阶级的政治斗争”。中国工人阶级经过“二七事变”的锻炼,在革命舞台上开始“争取它的领导作用”,对中国民族革命运动而言有“特别重大的意义”。这为当前革命实践指明方向,即“建立民族革命运动中的统一战线”。(17)他们认为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有利于“建立中国无产阶级列宁党的自己的理论,成为真正布尔什维克的组织,来完成中国工农革命的任务”。(18)这表明他们已有马列主义中国化的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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