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中华民族观论述  

作 者:

作者简介:
陈建樾,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理论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四部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研究员,地址: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27号6号办公楼(北京 100081)。

原文出处:
民族研究

内容提要:

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标志性起点,也是马列主义民族理论传播和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探索的关键时期。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持续译介和传播,为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提供了助力。中国共产党对马列主义民族理论的中国化,不仅完成了对中华民族内涵的界定,而且通过《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完成了定位中华民族国家的完整论述并进而指导了“西工委”关于民族政策的规划。通过这一系列的工作,使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得以初步成型,“中华民族的新社会与新国家”建设由此也得以付诸实践。《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在发表后先后经过3次重大的修改,而毛泽东关于“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国家”的论述在1940年提出,至1952年公开刊布,但至今仍关注不够。基于相关历史文献,本文梳理和分析了这一历史进程。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23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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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正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议题的核心就是“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在这一政治报告中,毛泽东把历史国情与中华民族及其解放直接关联起来,“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之一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割断历史”。由于“伟大的斗争需要伟大的力量,团结全民族,发动全民族的一切生动力量进入这个斗争中去,是我们的确定了的方针”;因而“我们的任务,是在领导一个四万万五千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着空前的历史斗争”。①毛泽东这一论述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领导中华民族的指导思想,这同时也意味着,作为解决民族问题的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内在地包含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中,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定位中华民族:马列主义民族理论在延安的传播与初步中国化

      1935年8月,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召开的沙窝会议上明确提出“在许多问题上,马克思列宁史达林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与方法是我们解决少数民族问题的最可靠的武器”;因此学习他们的理论与方法“是目前我们全党的迫切任务”。②

      1937年12月,包含“民族问题”一节的《列宁主义概论》由延安的解放社出版,该译本中把列宁主义解决民族问题的思想对译为10个“原理”。③1938年3月,由方乃宜从俄文翻译的《马·恩论中国》在汉口的中国出版社和延安的解放社出版;④同月,在汉口的火炬出版社出版了署名为列宁的《论共产国际》一书,其中收录了《论共产国际与民族问题与殖民地问题》;4月,火炬出版社出版了由李铁兵翻译的《马克思、列宁、史大林论民族革命问题》,该书汇集了1篇马克思的文章、4篇列宁的文章、7篇斯大林的文章以及1篇署名罗易但实为共产国际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案的文章;译者李铁兵在书中指出“民族革命问题是世界革命中最大的问题之一,特别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这个问题必须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来分析,然后才能得到正确的解决。现在中国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正在空前的英勇的进行着;凡是为中华民族解放而斗争的人们,确有研究马克思,列宁,史大林等关于民族革命问题的重要论文之必要”;⑤5月,列宁的《论民族自决权》在汉口的新汉出版社出版,这是苏联出版的《列宁选集》中文版的抽印本。⑥

      1938年底,张仲实在重庆翻译了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的文章,其中还特别附录了摘要翻译联共(布)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这本定名为《论民族问题》的斯大林民族理论汇编集,“凡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的所有言论,都搜罗在它的里面”,于1939年2月在汉口的生活书店出版,其中第一篇就是《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在“译者的几句话”中,张仲实基于国情指出“我们中国,地广人众,居民的民族构成,也相当复杂,这是人所共知的。所以,民族问题和民族政策,在我们的建国工作中,也占着重要的地位”,因而“以此说来,斯大林的这本书,对于中国读者,实在是有着莫大的参考价值”。⑦

      《论民族问题》所集纳的马列主义民族理论深刻地影响到了毛泽东,并引发了他的思考: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能找到并且熟读了这本书,还在写作《新民主义论》时参考和引用了其中的观点”;1940年5月26日张仲实随朱德到达延安以后,毛泽东和张闻天分别专程亲往招待所与张仲实做彻夜长谈,从谈话中“看得出,毛泽东对苏联哲学界的情况,对苏联的少数民族问题,对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及其观点十分熟悉,他还由这些著作、观点谈到了中国革命,中国抗日战争中的许多实际问题”。⑧毛泽东与张仲实这一互动的历史记载,鲜活地证明马列主义的民族理论已经被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所掌握,而接下来的工作就是怎样使之中国化的问题。

      1936年,后来被尊为“延安五老”之一的吴玉章在《中国历史教程绪论》一书中,把中国历史的范围厘定为“包括中国各民族的历史”:“现在我们应该把各民族的历史,合起来作成中国史”,这其实已经明确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特性。⑨从1938年5月开始,从莫斯科回到延安的杨松在延安马列学院开设了《中国现代革命史》、《民族问题》、《联共(布)党史》等课程。由于杨松长期在东北从事抗日工作又在莫斯科参加了共产国际六大,且参加了《八一宣言》的起草工作,因而对列宁和斯大林的民族理论有较为多的阅读和了解,因此杨松的讲课内容在《解放》杂志上分6期连载。在这个讲课中,杨松根据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观点,以意大利和美国为例指出了“单一民族国家”和“多民族国家”的概念,并指出“这些国家也受当时历史时代及客观经济的政治的条件之限制,所以这些民族到二十世纪都变成了帝国主义的压迫民族,而这些国家也都由单一民族国家变成了帝国主义的多民族国家”;与此同时,杨松在引述斯大林《民族问题与马克思主义》中关于民族的定义之后,不仅分析了作为民族的“中国人”以及中华民族的内部构成,而且明确地把中国视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同时提出“中华民族代表中国境内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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