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战三捷”前后陕甘宁边区历史方位变化及西北局实践应对

作 者:
王涛 

作者简介:
王涛(1980- ),男,山东曹县人,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建教研室主任、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党的建设(陕西 延安 716000)。

原文出处: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

内容提要:

基于外部环境的变化,基于中共中央的不同部署,1945年至1947年,陕甘宁边区经历“过渡期”“渐变期”“激变期”的三个不同历史阶段,先后承担“首席根据地”和“战略牵制区”等不同历史任务。作为解放战争中事关全局的重要阶段,在“三战三捷”前后这段历史进程中,西北局领导陕甘宁边区军民,通过制度调整和政策调整,着力推动政权建设、精简整训、兵运工作、武装斗争以及自身建设等各领域工作的发展,在1947年前后空前复杂的政治考验中、军事局面下和经济压力下,完成政治军事财政等各方面的制度安排与政策调整,有力保障了中共中央转战陕北的政治要求和战略部署,体现了西北局的历史主动、使命担当与斗争本领。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23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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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22)06-0103-07

      从历史上看,75年前,中共中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和毛泽东带领西北军民在黄土高原上绘就的历史画卷,体现了理论智慧与实践智慧的交互,是党的百年历史长卷中精彩篇章。

      从理论上看,作为解放战争中事关全局的重要阶段,在“三战三捷”前后这段历史进程中,习仲勋带领西北局以政治上的敏锐性和思想上的洞察力,迅速就处于何种方位、基于何种判断、作出何种布置等问题,对西北地区党政军民给予迅捷的政治指导,此类问题都是党史、军史的重要命题,相关研究成果不少,《解放陕西回眸》等资料反映出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研究机构的长期关注;相关资料积累并不少,诸如习仲勋等历史亲历者指导编纂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文献选编》三卷等专题性资料早已汇集成册。

      笔者把一个时期以来研究现状概括为“四多四少”现象:一是从研究主体看,军队系统的研究相对较多而其他系统的涉及相对较少;二是从研究对象看,对军事决策及其主体研究相对较多而对其他工作及其主体涉及相对较少;三是从研究成果看,史实层面还原类的相对较多而理论层面分析类的相对较少;四是从研究方法看,单线单向的分析相对较多而复线双向的分析相对较少,面对复杂的历史过往,必须在研究中避免把如此复杂的政治命题拆分为预先设计好的主观构件,再聚焦“结果”对历史进行倒装预研和简单裁判。

      出现上述情形的复杂原因之一就是,“三战三捷”乃至转战陕北不仅是敌强我弱的军事决策与军事部署,而且是政治、经济、社会等复杂因素构成的复杂矛盾。

      进入新时代,随着研究视野的开阔、研究资料的援引、研究工具的丰富,对“三战三捷”乃至转战陕北的研究呈现加速状态:研究时段“反向延长”到抗日战争胜利结束,研究对象立体扩展到陕甘宁边区政府,等等。本文以“三战三捷”前后西北局为研究对象,缕析西北局如何基于陕甘宁边区不同的历史方位,自觉承担政治使命、履行历史责任和开展实践。

      一、善观大势:西北局把握“三战三捷”前后陕甘宁边区历史方位的变化

      善观大势是掌握历史主动的核心问题。西北局在急遽且复杂运动中把握住陕甘宁边区面临的复杂矛盾,并据此分析不同历史阶段所要肩负的阶段性任务。

      自1945年9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后,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和平民主新阶段到1947年8月沙家店战役后转入外线进攻的将近两年时间,依据中共中央对陕甘宁边区的不同要求、根据边区敌我矛盾变化的不同特点,陕甘宁边区经历了“过渡期”“渐变期”和“激变期”三个各具特点的历史阶段,遵循中共中央在不同历史阶段的要求,西北局在政治、军事、供给、社会等各方面采取有力措施,将陕甘宁边区锻造成推动革命战争得以加速完成的“战略牵制区”。

      (一)陕甘宁边区的“过渡期”

      所谓“过渡期”,特指中共中央认定的1945年10月“开始的六个月左右期间”,相应的标志性事件是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召开及边区政权的组织,这一阶段陕甘宁边区处于“抗日阶段转变至和平建设阶段的过渡状态”[1]P7。

      从政治任务上看,当时中共中央以及任弼时等领导人预估可能会出现一个“国共分治的局面,是决胜负前的过渡局面”,在这个阶段,中共“应当努力争取新民主主义在中国基本区域获得胜利”,“也就是实现一省几省首先胜利的局面”。任弼时为陕甘宁边区绘制出一个革命展开的路径:基于革命形势的发展,“争取在黄河以北(包括东北、陕北)能够获得我们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政治之实现”,在这个条件下,“我们能实现民主政治,人民经济文化生活改善,影响扩大,国民党区域民心向我”[2]P573,将来再走到全国的胜利。

      从军事斗争上看,由于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所在地且为海内观瞻所系而具有的独特政治影响和政治地位,胡宗南在1945年七八月间挑衅遭中共爷台山反击战而“铩羽而归”,这让陕甘宁边区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没有立刻遭遇大的战事,整体上处于“外部相对和平、内部相对太平”的状态。

      在这一“过渡期”,陕甘宁边区所处的环境有异于其他战况激烈的解放区,而所处生存环境不同,西北局相对应的阶段性目标、阶段性任务自然也就不同:继续领导陕甘宁边区民主政权为核心的政治建设。[3]

      (二)陕甘宁边区的“渐变期”

      “过渡期”之后是陕甘宁边区独有的一个“渐变期”,时间为1946年6月至1947年2月,政治上军事上标志性事件是1947年2月14日中共中央组织陕甘宁野战集团军积极准备自卫防御。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在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全面内战后陕甘宁边区外线主动出击作战、内部处于战争动员状态的转变期。

      在中共中央的直接指导下,有西北局各项工作准备,加之蒋介石的“和平伪装”还需维持国共谈判尚未彻底破裂的假象,西北局以及习仲勋等主要负责同志,着力推动边区建设动员体制,领导边区进入临战状态。在内部工作上,在中共中央指导下,西北局领导、推动完成人民民主政权的转变,并以此为契机推动长期处于和平状态的陕甘宁边区逐渐转入战争状态,以备战的要求布置供给保障、赈灾救济等常规性工作,以迎战的要求布置前方后方划分等全局性调整。在军事斗争上,为保卫党中央、为巩固陕甘宁解放区、为呼应其他战略区的军事行动,在对敌斗争方面,毛泽东直接指导下,先后主动进行了迎接王震部返回陕甘宁边区、主持横山起义等一系列形态复杂且以外线作战为主的武装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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