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毛泽东于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之际指出：“中国的革命，自从一九二四年开始，就由国共两党的情况起着决定性的作用。”①这一精辟的论断，涵盖面其实可以延展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因此，国共两党关系的研究一直是学界的热点，经久不衰，成果丰硕。尽管如此，研究仍有拓展的空间。所谓国共合作，意在面对共同的目标，联合彼此的力量以形成推动社会革命的“中心势力”：第一次国共合作是为了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第二次国共合作则是为了实现抗日救亡。两次国共合作先后破裂，也意味着既有的革命“中心势力”的解体，得而复失。值得注意的是，此种构建“中心势力”的自觉，是与近代中国重建社会“中心势力”说的提出及其演进密切相关。近代中国明确提出并系统论述改造中国须首先重建社会“中心势力”说的第一人，恰是当时正在筹建中国共产党的李大钊，而中国共产党对此认知的深化，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九一八事变后，国难当头，重建社会“中心势力”说成为了全社会博弈的命题。在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的感召下，救国会不认同国民党以社会的中心势力自居和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提出“民众力量中心”说，促进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为西安事变后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实现，提供了强大的民意支撑。所以，不难理解，本选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视域，不仅可以从一个侧面拓展国共关系史研究，而且也将有助于深化人们对近代历史发展进程的理解。② 一、近代重建社会“中心势力”说的缘起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所谓社会“中心势力”，是指在复杂的社会中起着引领、统摄和规范作用的核心力量，它体现了一定社会的本质特征。约瑟夫·泰恩特指出：“复杂社会聚集于一个中心，这个中心不一定坐落在地理位置上的中央，但它却是社会框架的象征性基础。”③旧社会的崩溃与新社会的创立，不可避免地呈现为居核心地位的“中心势力”之新旧更替。 近代中国重建社会“中心势力”说的缘起，是与新社会力量的出现及其谋求救亡图存、改造中国的初衷相联系的。它肇端于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梁启超。1902年他在《新民说》中提出：腐败之清政府已不足论，今欲救国，当以养成国民能力为急务，而养成之主体不在当局，也不在多数小民本身，“而在既有思想之中等社会”。这里虽未使用“中心势力”一词，但所谓“中等社会”的命意所在，无疑与之是相通的。梁启超所说的“有思想的中等社会”，是指包括自身在内的近代知识阶级；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不单是指他所代表的立宪派，而且包括革命党人。在他看来，二者手段虽异，但是反对清政府的目标却是一致的，故“中等社会”要真正形成足以引领社会的强大力量，就必须两派“相互协助”。积极的协助是“以相扶掖为用”；消极的协助则“以不相妨碍为界”。④为了建立起有力的中等社会力量，可以将大目标一致，但在现实中处于对立的不同派别或势力整合起来，这一思想具有重要的内在张力。我们固然不能说梁启超的这一思想影响了后来的国共合作；但是，这一思维的合理性，对于我们理解后者却不无启发意义。 进入民国后，尤其是袁世凯死后，军阀混战，民族危亡有增无减，希望重建社会“中心势力”以求中国起衰振弊的呼声也日渐高涨。1915年黄远生撰文说：在国人“水平线上之本于利他心”的一部分人，“实为支配新中国潮流之中心”或叫“中心阶级”；现在却因民国徒具虚名而陷入悲观消极，不能有所作为，遂令国家社会“无由发达，乃至无由支撑”，“则吾国之前途，安得有望”？⑤黄远生所谓“支配”潮流、“支撑”国家的“中心阶级”，指的也是知识阶级。在他看来，中国未来的希望系于这个“中心阶级”的奋起。1918年杜亚泉在《中国之新生命》一文中也认为，现今西方各国无不以“中等阶级为势力中心”；中国要创造“新生命”，也有赖于自身的“中等阶级”，即戊戌以来业已形成的具备“知识能力”的现代知识阶级。⑥翌年，他又发表一篇译自日本杂志的文章《中等阶级论》，文中说：在日本广泛的社会运动，“皆为此辈所指导。故在日本之社会问题中，此中等阶级问题之意义，至为重大。而此称为知识阶级之中等阶级，其对于社会问题前途所负之任务，固亦非常之重大也”。⑦此外，早年留学日本，曾任《申报》主笔的杨荫杭，在1920年也发出了中国需要建立“中心势力”的呼声。他说：“国家固应有柱石，所谓中心势力也”，现在中国军阀割据，分崩离析，“是虽有‘国家’而无‘柱石’也。无柱石，是无国家也”。⑧他虽然没有说明“中心势力”具体指什么以及欲成之道何由，但把问题提得格外尖锐。 梁启超、杜亚泉诸人先后提出了“中等社会”“中心阶级”“中心势力”等概念，表达了对中国重建社会“中心势力”，以引领社会变革的期盼，但未能作进一步阐发，浅尝辄止。与之不同，李大钊不仅明确地揭出重建社会“中心势力”的时代课题，而且将问题提高到理论的层面，作了深入系统的思考。1917年4月，李大钊发表《中心势力创造论》一文，指出：“国家必有其中心势力”，才能谋统一与发展，否则，四分五裂，无以自立。自清朝灭亡后，中国社会失去了中心势力，各派纷争，一盘散沙。以原来立宪派与革命派为代表的“温和系统与激进系统”，本属新起的力量，二者若能相辅相成，何尝不能构成现代政治之正轨；但不幸的是，彼此植党为私，成冰炭之局，末流愈形纷紊离异，不相统属。“至今日国家所有之势力，皆不能为国家之中心势力”，这是中国现实政治的“绝大危机”。故当务之急，即在于“别造一种新势力以代之。此之势力，必以中级社会为中枢，而拥有国民的势力，其运命乃能永久”。此文的题目本身可以说明李大钊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已是高度自觉。不过，其时李大钊还是一位民主主义者，因此，在文中他最终强调“由中级社会之有恒产者自进而造成新中心势力，以为国本之所托”⑨，未曾超越梁启超、杜亚泉，也是合乎逻辑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