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塔耶与萨德主义文学的后现代

作 者:

作者简介:
刘小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古典文明研究中心。

原文出处:
文艺研究

内容提要:

在20世纪的法兰西文坛,乔治·巴塔耶作为萨德主义的创始人极具影响力。萨德主义主张“自由放荡”伦理,自觉充当反社会异质人群的代表,以违逆欧洲人文传统为尚,与法西斯主义有内在的同质性。萨德主义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二战”前以及战争期间是萌生期,战后开始迅猛生长,并在1968年革命时期达到顶点。萨德主义不仅形塑了法兰西后现代文学,也让整个后现代的欧美文学具有了异质人的德性品质。由于萨德作品属于18世纪启蒙时代的“自由放荡”文学,萨德主义在20世纪法国文学中的形成及其影响就与启蒙运动有内在的历史性关联。一旦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不得不重新思考整个欧洲现代文明的德性品质。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23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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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治·巴塔耶很早就被逐出了超现实主义文学阵营,他算是什么“主义”的文学代表呢?这个问题远不像看起来那样简单。单纯的文本分析很难完全摆脱巴塔耶的迷幻修辞陷阱,借助传记和历史背景材料,我们才能清楚看到,巴塔耶可以被称为“萨德主义”的文学代表,这种类型的文学是18世纪欧洲启蒙时代“自由放荡者”(Libertine)的文学在20世纪的延续。

       萨德主义与存在主义差不多同时兴起,两者有某些相似性,因此不容易区分。不过,存在主义文学似乎没有能够活过1968年那场席卷整个欧美的后现代革命,人们在“二战”刚刚结束的日子里阅读萨特时,“最初的那种激动,已经越来越难以再现”①。萨德主义文学则不同,1968年的“五月风暴”让它获得了新的能量,一众萨德主义文学大师不仅遮蔽了法兰西文坛的天空,也已成为整个欧美人文学界头上的一大片云彩。鉴于晚近二十年来,萨德主义者们的要著几乎都译成了中文,我们有必要探究这样的问题:什么是“萨德主义”?巴塔耶让法兰西文学乃至欧美文学具有了怎样的德性品质?搞清这些问题,必然牵涉对整个欧洲现代文明德性品质的认识。

       一、阿波利奈尔的预言

       我们还得从20世纪初说起。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爆发前夕,“自由放荡”作家萨德侯爵(1740-1814)从巴士底狱被转移到疯人院关押,他精心誊写的《索多玛的120天》手稿轶失,以致未能在他生前出版。一百多年后的1904年,这份手稿突然复现并得以出版,随即引发“萨德热”。24岁的巴黎“文青”阿波利奈尔着手四处搜寻萨德文迹。五年后(1909),他编辑的《萨德侯爵选集》出版,其中包括一些书信,这是萨德侯爵恢复名誉的开端。在长达五十多页的《导言》中,阿波利奈尔预言,萨德侯爵“很可能会统治二十世纪”②。

       阿波利奈尔有20世纪各色先锋文艺“头号推手”的美誉。出版《萨德侯爵选集》这年,阿波利奈尔在巴黎圣安托万城郊的民间大学做了一场以“今天的诗人”为题的讲演。他宣称,法兰西文学传统是欧洲文学的历史代表:凯尔特人的骑士英雄史诗“就已更新并教化了欧洲”,更不用说“文艺复兴带出的法国古典主义”,它“创造了现代抒情诗的最高表达方式”。如今,“全世界都将”为法兰西文学的新风尚“感到惊讶”,“因为,同法兰西语言和法兰西思想一样,法兰西诗歌首先是国际性的”③。

       若将阿波利奈尔的这段未来文学宣言与他预言萨德“很可能会统治二十世纪”联系起来看,一条别样的欧洲人文主义心灵史弧线便清晰地呈现出来。人们有理由认为,这就是布克哈特所说的“足以使人们对于所有人文主义者抱有成见的脏东西”的历史演化轨迹④。

       在搜寻萨德文迹的同时,阿波利奈尔也模仿萨德写作“自由放荡”小说,既有“最亵渎神明的咒骂、最无神的侮辱”的短篇小说(结集为《异端头领及同伙》,1910),也有色情放荡的长篇小说《一万一千鞭或一位瓦拉几亚王公的情事》(1907)⑤。与萨德的“自由放荡”小说相比,阿波利奈尔仅仅在下流无耻方面超过自己的前辈。由于世界历史已经实质性地进入全球化时代,阿波利奈尔把瓦拉几亚王公情事的场景选在了布加勒斯特,以便让东方和西方在“自由放荡”中交汇,那里虽位于欧洲,但就“某些习俗”来看,实际上又身在亚洲。一个世纪之前,在《百科全书》主编狄德罗和萨德的“自由放荡”小说的推动下,“恶从启蒙运动哲学家所设想的那种邪恶变成了浪漫主义哲学家所理解的邪恶”⑥。如今,在阿波利奈尔的未来文学宣言的推动下,启蒙哲学家所设想的那种邪恶将变成欧洲未来主义文学所理解的邪恶——因为,他笔下的瓦拉几亚王公读过不少法国小说,才有了那样的自由放荡行为。

       没过多久,第一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1917年底,阿波利奈尔在巴黎的老鸽棚剧院又做了一场题为“新精神和诗人”的讲演,开场第一句话是:“将要主导全世界的新精神,在哪里也不像在法国这样,是从诗歌里脱颖而出的。”从形式上讲,这里所谓的“诗歌”不再仅仅是传统的韵文,而是涉及所有现代工业化、技术化和自由民主化的媒介:“在电话、电报和飞机的时代,诗人为什么就不能至少有相等的自由,不能在空间扩大活动范围呢?”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这场战争才是阿波利奈尔所说的欧洲人文主义精神为全人类唱出的“无愧于全人类的歌”⑦。

       从品质上讲,阿波利奈尔所说的诗歌“新精神”旨在延续法兰西因有过一场追求“自由、平等、博爱”的大革命而引以为傲的那种启蒙精神,因为它要给整个人类文明投进的“自由的伟大品质”仍然是“自由放荡”:“新精神就是全面研究外在和内在的自然,它对真实满怀热情。”⑧凭靠对“外在和内在的自然”满怀热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十年里,法国的新派文人对萨德作品的搜集和整理取得了重大进展。与此同时,法西斯主义在现代人文主义的发祥地意大利迅猛崛起⑨。

       二、萨德主义的兴起

       巴塔耶比阿波利奈尔晚生不到二十年,他正好用自己的一生来实现后者关于欧洲诗人“新精神”的预言。在法西斯主义崛起的那些日子里,巴塔耶开始写作《太阳肛门》(1927年完成,1931年出版)和《眼睛的故事》(1928年完成)⑩。与此同时,他积极参与寻找萨德文迹的下落,还以“致同时代人的公开信”的形式发表了一篇题为“萨德的使用价值”的长文(1930)(11)。《太阳肛门》是巴塔耶的“自由放荡小说”处女作,虽然篇幅不长,思想却“像火山爆发般迸发出来”,其中借助“嵌入数个隐喻的、简洁有力的文体”所“显现出来的毒性和强迫观念”,甚至让他的友人也“感到不安”,建议巴塔耶去看精神病医生(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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