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4799(2022)06-0027-09 毛泽东在1942年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延安讲话》)对中国现代文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经典著作。这部著作把文艺与当时以民族独立为主要目标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联系起来，第一次明确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文艺的性质、意义与价值的看法，充分体现出毛泽东重构中国现代性——“革命的现代性”的逻辑。“一方面，‘革命的现代性’在理论谱系上仍从属于现代性的一般逻辑，毛泽东始终高度重视中国社会主义的工业化与现代化基础，从理论与实践方面展开对中国工业化道路的独立探索，并从思想观念上进行现代化的启蒙与革新，因而代表了对前现代意识的变革与超越；另一方面，‘革命的现代性’试图通过革命的手段弥补现代性进步意识退化的弊端，对资本现代性的弊病保持高度警惕的理论姿态，从而展开一种反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另类现代性’探索性实践”①。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延安讲话》通过凸显文艺所具有的反映现实、预言未来的文化实践功能，为在美学层面开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指明了方向。从全球现代性体系的建立与发展来看，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延安讲话》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把文艺纳入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历史进程，结合中国具体国情反思了五四运动以后源自西方的现代性观念以及相应的文学观念，以“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两个问题为中心，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并发展真理，在文化层面成功建构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反现代性的现代性”方案。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来看，《延安讲话》直面以欧美为主导的现代性的一般逻辑，既在文艺创作与批评等具体实践层面确立了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观念，又在具体界定“人民大众”内涵的基础上开始提出反映中国现代性的特殊性的人民美学理论。 一、中国现代性的文化探索与双重面向 关于中国现代性问题的讨论，最早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主要形成了中国现代性的“特殊性”、“二难悖论”等观点。《申报月刊》在1933年7月发行的创刊周年纪念特大号“中国现代化问题特辑”中指出：“须知今后中国，若于生产方面，再不赶快顺着‘现代化’的方向进展，不特无以‘足兵’，抑且无以‘足食’。我们整个的民族，将难逃渐归淘汰，万劫不复的厄运。”②这份专辑还指出，中国要走现代化道路，就要对国民经济进行改造，不断提高工业化水平和生产力水平③。但是，它并没有深入讨论现代化道路的选择问题，更没有涉及如何改造经济并提高生产力的问题。这也充分说明，中国的现代化以及与之相应的现代性问题非常复杂，既是“书斋里的学问”，又是社会发展的重大课题。从历史境遇来看，中国现代性是全球现代性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既具有晚于欧美国家的“后发”特点，又体现出不是从中国社会内部生长出来的“外生”特点。“现代性对中国的冲击采取了两种方式，这样也就对中国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秩序提出了两类虽然不同但又互相密切联系的问题。第一类是外部的力量与问题，即西方与日本的冲击提出了中国在新的国际环境中维护民族主权的能力问题。第二类则是内部的，即如何克服帝国秩序崩溃的潜势，以及在这种秩序被毁灭之后如何解决内部无政府状态这种新形势下的分裂势力(比如军阀们建立割据政体的努力)，以及在旧的秩序消失之后如何建立一种新的有生命力的秩序”④。中国要在文化、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实现现代性转型，必须在充分理解和把握现代性的内在矛盾的基础上，首先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然后通过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实现国家富强。 中华民族在解决历史与现实、内部与外部的多重难题的过程中，逐步接受具有现代性特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不断将其与中国的基本国情相结合。“自进入世界范围的现代化以来，中国的民族性始终处于焦虑状态，西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大都没有赋予中国民族性以现代意义，自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遭遇的种种折磨与屈辱，也不断动摇着国人对民族认同的自信心。但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野内，正如无产阶级只要具有反抗意识并付之于行动，就一定会成为先进的社会主体，处于被压迫的民族，通过阶级的或民族的自觉也会完成向现代民族性的转换。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主义的阶级矛盾主要发生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东方马克思主义则把这一矛盾进一步拓展到西方资本主义与非西方落后国家的矛盾，并在这一矛盾中将西方资本主义本质化为帝国主义”⑤。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时，提出了根据经济身份区分人群的阶级理论。在全球现代性体系中，这一理论被用来分析东西方国家之间的对抗关系，指明“现代的”欧美国家不断剥削和压迫“前现代的”中国。“后发”的中华民族只有在文化层面完成现代性启蒙，使阶级意识充分反映个人要求并促进其全面发展，才能在寻求民族独立与解放的过程中成功改变落后面貌，真正实现较为全面的现代性转型。“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⑥。马克思主义在为中国现代性建构提供理论助力的同时，也不断实现其自身的中国化。在中华民族追求独立、解放与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现代性的建构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相互激励、相互促进的关系。 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看，中国现代性的建构必须以中国的基本国情为前提，这与欧美现代性的发生与发展存在明显区别。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过程中，不但准确把握了欧洲社会的历史与现状，而且通过了解东方社会的情况分析了资本主义发展对人类解放进程的影响。马克思详细分析了资本主义现代生产方式对瓦解以中国为代表的封建社会发挥的革命作用，但是也明确指出英国等西方列强的入侵是造成古老的中国更加贫穷落后的真正原因。“英国的仁慈强迫中国进行正式的鸦片贸易，用大炮轰开了万里长城，以武力打开了天朝同尘世往来的大门，金属货币流通中才发生这种急剧的转变”⑦。在这种情况下，中华民族通过不断激发变革与开放的民族精神，努力反抗由欧美国家主导并且强制中国接受的现代性方案，在推动中国积极摆脱各种封闭、落后的前现代意识的同时，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性所引发的各种弊病保持高度警惕。“现代性的复杂性集中表现在它直接的政治产物——民族主义问题上，民族主义展示了既可成为现代化的推动力，又能抵制和克服现代性的因素的希望。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既是现代主义的又是反现代主义的。它试图通过创造一种新的政治来改造中国，但是，只有源于前现代的历史遗产而将民族的特性铸就出来，它才能成功地做到这一点，而这些历史遗产又似乎和现代性及现代化的要求相冲突。但是不论在什么情况下，这样做的目标并不是回到或逃避前现代的过去，而是创造一种新的未来，民族则是服务于这个未来的媒介。在确定了这一使命的情况下，民族主义也强调现代性的集体经验优先于特殊的个人经验以及阶级和群体的经验”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