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87(2023)01-0114-08 尽管经典意义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被认为结束于1968年的五月风暴中，以至于它的“重生”都被提上了议程①，然而，它所开创出的文化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却一直在蔓延，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到文化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扭转充分打开了资本主义生产机制与庸俗马克思主义还原论之间的宽广论域，并由此将苏联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与第二国际拖入文化领导权理论研究视野。一方面，修正主义论争推动了“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立场趋于稳固，而围绕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以及意识形态的话题，则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得到更深入的阐释②；另一方面，苏联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传统中自上而下的“教育论”与自下而上的“启蒙论”两种路径相互交织，并在激烈论争中以及对于第二国际的批判中逐渐趋于复杂化。英国学者哈丁(Neil Harding)曾指出：“第二国际的历史是一种紧张状态持续存在和意见不一的历史。这些紧张状态可以用多种方式来表达。首先，以修正主义或改良主义为一方，以革命主义为另一方，存在着这两方的统一体。”③也正是如此，第二国际理论家涉及文化领导权问题的阐发多半与具体论争结合在一起，具有明显的论辩色彩，考茨基无疑是其中的一个典型。 一、争议中的考茨基 第二国际理论家卢森堡为考茨基下了“这位马克思主义神殿的官方守护人”④这样的定语，梅林则褒扬他“用无情的批评，把具有历史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同推挤在他周围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的垃圾区分开来”⑤。而与之相反的评价似乎更为广泛。托洛茨基批评考茨基“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现成体系接受下来，并像一位教师那样把它通俗化”⑥，柯尔施批评他“排除了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斗争的任何基本的联系”⑦，卢卡奇批评他“遗忘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本质”⑧，当然，最著名的批评无疑来自列宁。列宁将考茨基定位为“无产阶级的叛徒”，这一判断广为流传。一般认为，列宁对于考茨基的批评出现在1914年之后的一系列文章中，如《社会主义与战争》《第二国际的破产》《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而《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尤为著名。列宁对于考茨基所使用的定语，从“娼妓”“头号伪君子和糟蹋马克思主义的能手”，一直到“无产阶级的叛徒”“每句话里都充满了十足的叛徒精神”。⑨事实上，不仅列宁明确把考茨基说成是“无产阶级的叛徒”，批判考茨基偏离布尔什维克的政治主张已经太远，而且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名理论家卢卡奇，也批判考茨基走向“历史宿命论”的思路，主张要重回唯物辩证法；英国新左派思想家佩里·安德森断言考茨基的著作“是马克思遗产的总括而不是发展”；葛兰西则批判考茨基走向经济决定论。⑩ 上述批判无不根植于特定历史背景之中，然而在马克思主义视野中，考茨基应该被辩证地来看待。事实上，即便是严厉、激烈批判考茨基的列宁，在1914年之前，也曾高度评价考茨基。比如列宁曾将考茨基称为马克思、恩格斯、拉法格、梅林之后的“社会主义的权威人士”，1909年又称赞《取得政权的道路》一书是最好的反对机会主义的著作；即便在1918年批判考茨基“叛徒”之余，列宁也不忘指出考茨基“那些著作始终是无产阶级的财富”(11)。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本土学界基本继承列宁1914年之后对考茨基的批判，这在20世纪60年代“灰皮书”中尤为典型(12)。20世纪90年代以来则开始迅速摆脱既有考茨基的研究程式，出现一些具有探索性的研究成果，明确提出要重新进一步学理性地审视考茨基思想(13)，而对包括卢森堡、考茨基在内做出相当异类的研究与评价则来自后马克思主义思潮。 拉克劳与墨菲两位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从其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高度评价卢森堡对偶然性的论述：“它最大化地拉开了与第二国际正统理论的距离(第二国际把阶级统一仅仅看成是经济基本规律的结果)。”(14)所谓偶然性、自发性或自发主义，后马克思主义以此指向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统一体，在拉克劳与墨菲看来，卢森堡早就清楚地意识到(虽然她并没有着重予以论述)，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必然走向分裂，无产阶级的统一性只有在革命实践中、并且必须通过革命实践才是可能的，但“正是在这里自发主义在发挥作用”(15)。质言之，卢森堡意识到无产阶级领导权视野中统一的无产阶级革命意识并非先验地存在着，而是在革命实践中、并且通过革命实践才自发地生发出无产阶级意识，才成为无产阶级的。后马克思主义动用解构主义理论资源，对此做出解构主义的阐发：每一孤立斗争的真正意义是漂浮不定的能指，在实际革命斗争中，它常常超出表面的意义，不同主体的各种斗争，作为一个意义不完全固定的能指，滑动着、飘摆着、游弋着、绵延着，在一个偶然的遇合之际，它们受多元决定而连接在一起，构成一个象征性统一体，即无产阶级及其革命意识。在后马克思主义视野中，卢森堡虽然依然穿着阶级统一性以及经济主义的紧身衣，但她提出的工人阶级意识自发性与偶然性已经表明了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统一体中的裂隙，19世纪末期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并非暂时性危机，“那时马克思主义最后失去了它的清白”(16)，而他们对考茨基的阐释则力图进一步证明这一点。拉克劳与墨菲在《文化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中对考茨基1892年的《阶级斗争》文本进行了细致解读，认为该文本实际上只是局限于一个德国工人短时期(1873年到1896年)的局部经验，即便在德国，这一经验的典型性也是十分可疑的，比起考茨基的并不具备普遍性的描述。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更加普遍的情形却是：工人阶级产生离心倾向，工会与政党关系紧张，资本主义组织化复辟，社会愈益不透明，社会关系错综复杂，主体立场碎片化。考茨基将构成资本主义社会有关结构性差异最大程度地简化了，将个体经验普世化了，结果陷入经济主义决定论和还原论泥淖(17)，其结论就是在第二国际时代，马克思主义已经陷入严重危机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