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87(2023)01-0104-10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经历了发生、发展的过程，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密切相关。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处在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之下，国力衰微，民不聊生。伴随帝国主义列强的大肆人侵，割地、赔款、签订种种不平等条约。一批爱国志士奋发图强，将目光投向西方，试图“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语)。此时，各种主义如进化论、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民族主义等纷至沓来，马克思主义也混杂其中，而五四新文化运动①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一、五四新文化运动前马克思主义的零星介绍 1917年“十月革命”之前，梁启超、孙中山、马君武、朱执信、吴玉章等人都已经接触到马克思主义。1902年梁启超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中称，在德国有两大思想影响最大，一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二是尼采的个人主义。他指出：“麦喀士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多数之弱者为少数之强者所压伏；尼志埃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少数之优者为多数之劣者所钳制。”②1903年，梁启超在《二十世纪之巨灵托辣斯》中分析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经济学说。1904年2月14日，梁启超在《中国之社会主义》一文中指出社会主义的要义为“土地归公，资本归公，专以劳力为百物价值之原泉”③，梁启超较早注意到了马克思的进化论和阶级压迫理论。在为吴仲遥的《社会主义论》写的序中，梁启超又提到要重视社会主义这一问题，无论是作为世界的还是中国的一份子，都不能把社会主义视为“对岸火灾”。④梁启超将社会主义视为一种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的方式。但他又认为社会主义理论复杂，含义深奥，在中国不知社会主义为何物的情况下，讨论其是否适用于中国是很难的。⑤梁启超虽然对马克思主义早有接触和介绍，但他骨子里的西方民主思想和改良维新主张，使他之后再未对马克思主义做深入的介绍和研究。 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形成与社会主义有着极大的关系。1896年10月，孙中山在英国被清政府驻英使馆囚禁，12天后脱险，写下了《伦敦被难记》。孙中山在伦敦一直待到第二年的夏天，在此期间，他深入地考察了英国资本主义社会，认识到即使欧洲的发达国家，也依然存在着社会革命。自此，孙中山开始关注民生问题，将民生与民族、民权等一同考虑。后来，孙中山在宣讲“三民主义”当中的“民生主义”时，明确指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只是因为社会主义学说众说纷纭，因此要用“民生主义”代替“社会主义”。⑥1903年12月17日在《复某友人函》中，孙中山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一词，称社会主义“乃弟所极思不能须臾忘者”⑦。孙中山将社会主义融入到三民主义思想当中——“‘弟所主张在于平均地权’，只有实行平均地权，并把其他要事，‘于革命时一齐做起’，才能避免欧美国家已经出现的弊端”⑧。1905年，孙中山访问比利时布鲁塞尔社会党国际局时，提出中国的革命党加入其中的申请，并希望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结构，直接从“中世纪的行会制度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产组织”⑨。 孙中山对社会主义的热切关注，带动了马君武、朱执信、胡汉民、廖仲恺、宋教仁等民主革命人士对社会主义的思考。1903年2月16日，马君武发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一文，认为：“马克思者，以唯物论解历史学之人也。马氏尝谓：阶级竞争为历史之钥。马氏之徒，遂谓是实与达尔文言物竞之旨合。”⑩1903年10月，《浙江潮》上发表了署名“大我”的《新社会之理论》，对马克思的经济学原理做了介绍。1906年6月26日，宋教仁署名“勥斋”在《民报》第5号发表他自日本杂志《社会主义研究》翻译的《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对“万国社会党”的历次会议做了梳理，指出了“万国劳动者同盟，实由于马尔克之指导而成，而亦为经济的情势必然之结果也”(11)。1906年8月，叶夏生署名“梦蝶生”在《民报》第7号发表《无政府党与革命党之说明》，区分了无政府主义与政治革命、无政府主义与社会革命，认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有法可行的，“其进行之方法果如何？观其《共产党之宣言》，乃农工奖励银行之设置，可证其主义非乌托邦者”(12)，他在文中还列出了《共产党宣言》中的十条纲领作为例证。1906年9月5日，廖仲恺署名“渊实”在《民报》第7号上发表的《社会主义史大纲》，将社会主义的发展概括为五个时期：“(一)自法兰西革命以后，至于一八一七年为消极时代，亦日准备时代。(二)自一八一七年至于一八四八年为成形时代，或曰理想时代。(三)自一八四九年至一八六三年为反动时代，或云休息时代。(四)万国劳动者同盟时代自一八四六年设立于伦敦，至于一八七二年海牙大会，社会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之分离。(五)社会民主主义(Social Democracy)运动时代自万国劳动者同盟之解散，而德意志以外诸国均于一八八○年以后始现活泼动机。”(13)廖仲恺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哲学不容于教会的结果：“惟其哲学不能容于当时之教会，遂产出拉萨尔、麦喀氏辈之物质运动者。”(14)以上文章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介绍．侧重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 毛泽东在《关于“七大”工作方针的报告》(1945年4月21日)一文中提到，国民党党员朱执信也是较早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人。毛泽东指出：“以前有人如梁启超、朱执信，也曾提过一下马克思主义。据说还有一个什么人，在一个杂志上译过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总之，那时我没有看到过，即使看过，也是一刹那溜过去了，没有注意。朱执信是国民党员，这样看来，讲马克思主义倒还是国民党在先。不过以前在中国并没有人真正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15)朱执信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突出贡献体现在一系列文章当中，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这篇文章中，朱执信概括了《共产党宣言》的主要内容，对马克思主义做出如下评价：“故马尔克之言资本起源，不无过当，而以言今日资本，则无所不完也”(16)。“故马尔克之谓资本基于掠夺，以论今之资本，真无毫发之不当也”(17)。朱执信认为马克思关于资本起源的分析非常恰当。之后，他还署名“县解”发表《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认为马克思主义学说是“科学社会主义”。“夫往者诚有排社会主义者，顾其所排者非今日之社会主义，而纯粹共产主义也”。“今日之社会主义”与以往所排斥的社会主义不同。以往的社会主义是纯粹的共产主义，但是“顾自马尔克以来，学说皆变，渐趋实行，世称科学的社会主义(Scientific Socialism)”。(18)朱执信对早期马克思主义的贡献在于区分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自此之后，马克思主义被称为“科学的社会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