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宽泛意义上，文艺大众化可视为贯穿中国现当代文艺史的思潮与现象。本文探讨的主要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由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文艺大众化运动。“左联”在30年代开展了一系列文艺大众化的论争与探索，瞿秋白、郭沫若、茅盾、周扬等人是重要的理论家与推动者。此后延安文艺的发展，特别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使文艺大众化开展了系统的理论建构与广泛的日常实践。文艺大众化在中国现当代文艺史、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与中国社会现实、民族国家建构自主性紧密相关的文化现象，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表现。它在理论上反思了现代文艺观念，内蕴着民族国家未来文化发展方向与文艺人民性的理想，其中包含的中国经验与理论遗产，在世界范围内具有重要价值。 国内外学界对这次文艺大众化运动的研究已取得不少成果，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具体表现为四个方面。第一，在文艺与社会实践的关系上，对启蒙的理解停留在西方启蒙语义层面，强调文艺大众化与五四新文艺的断裂，并以文艺自律性观念质疑其政治化倾向，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缺乏辩证理解。第二，在文艺与大众的关系上，一些学者认为文艺大众化只是一种暂时性的政治宣传，低估了它实现文艺人民性的理想追求，也切断了从文艺大众化到当代人民文艺观的思想脉络。第三，在知识分子“代言”大众这一问题上，对“深入生活”的主张停留于一般化理解，忽视其重要的身体实践维度。第四，在评估文艺大众化运动中文艺作品的民族形式与艺术水准问题上，陷入“作品中心主义”的困境。我们认为，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研究者受制于现代文艺观念，常从现有预设出发理解文艺大众化，无法获得超越文艺现代性的理论视野，难以看到文艺大众化对现代文艺观念的突破。“回到事物本身”，摆脱观念预设，立足于历史实际状况，对文艺大众化与现代文艺观念的关系进行全面深入的考察，是突破上述问题的可行路径。在近现代以来中国文艺观念从古典型转向现代型的大背景下，本文将文艺大众化看成一种中国化的文化实践与理论建构，在文艺与社会、文艺与大众、知识分子与大众、文艺与作品的关系等方面，对源自西方的现代文艺观念进行系统性再反思。 文艺大众化在一些基本理论命题上构成了对现代文艺观念的整体反思，据此有助于重新理解中国近现代语境中“启蒙”的内涵及其在民族国家建构中的功能。文艺大众化在实现文艺人民性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与当代人民文艺观一脉相承。从身体实践维度阐释“深入生活”主张，可揭示出知识分子借助革命性的身体实践，才能真正完成自我情感的改造，实现创作的个性化。而从活态文化层面重新评价文艺大众化过程中的文艺活动，则可超越“作品中心主义”，立体展现文艺大众化的丰富内蕴。这有助于理解与阐发文艺大众化的历史意义，对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建设与人民文艺的发展也具有借鉴价值。 一、“普遍的启蒙”、民族国家建构与中国精神 文艺大众化不是“五四”启蒙的断裂，而是对它的反思与深化。文艺大众化追求“普遍的启蒙”，蕴含着民族国家建构的自主性。在此基础上，文艺大众化对艺术自律观念进行了再反思，重建了文艺与社会实践的关系。 文艺大众化与所谓“纯文学”不同，一开始就具有自觉而强烈的社会实践面向，其重要任务是启蒙。有些学者对启蒙的看法局限于五四时期，认为此后则是救亡压倒启蒙、大众话语置换启蒙话语、群体意识取代个人主义。不过，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不能简单依据西方的启蒙概念，而应从中国历史实际出发。检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争论可以发现，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并未在严格意义上使用西方启蒙概念，他们所说的启蒙大约等同于知识精英/先觉者呐喊与唤醒国民(大众)之意，根据中国社会现实汇集了个体独立、集体精神、爱国主义、阶级意识等多重意涵，核心指向“新中国”的民族国家建构。在中国语境中，救亡意识的唤醒本身也是启蒙的一部分，两者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文艺大众化与五四新文化有诸多不同，但参与者都称自己为“启蒙”。实际上这在当时是普遍情况，比如，革命文学倡导者也自称“启蒙”，1928年创造社的《文化批判》创刊，成仿吾在为其所写的《祝词》中，宣布革命文学的宗旨是介绍与传播“革命的理论”，这是“伟大的启蒙”。① 中国语境中启蒙语义的多重性自晚清时期就呈现出来。梁启超认为中国数千年腐败的根源在于“奴隶性”，而去除奴隶性是中国立于世界的前提，②这彰显了“启蒙”所强调的个人意志。不过在梁启超的启蒙思想中，民族主义与公共精神也是“新民”理想的重要面向。启蒙语义的复杂性也表现在“五四”知识分子身上。陈独秀一方面基于个人启蒙立场把国家看成应予破坏的虚伪偶像，另一方面又主张国家的重要性，等到“民族更新”才算彻底完成了心愿。③可以看出，在近现代中国语境中，西方式个人启蒙与集体意识的唤醒常常构成复合命题。实际上，民族的强盛、国家的兴亡成为晚清以来几代启蒙思想家思考的出发点与归宿，他们提出的各种思想主张都难以绕开这一基本框架。表面看来“立人”是“立国”的前提，但实则“立国”的需要决定了对“人”的思考方向与文化想象。汪晖认为，“个人”的思想只有在与“它的特定批判对象——中国传统文化相联系时，它才是真正有效的，也即是说‘种族’、‘国家’只有作为‘从前当作天经地义的’‘一种偶像’时”，才会成为“个体意识”的否定对象，“超出‘反传统’的范围，它们恰恰构成了‘个体意识’的形成前提和部分归宿”。④也就是说，“五四”知识分子批判国家、种族等集体概念，实际上只是把它们当成应当打倒的传统文化偶像，启蒙的个人主义只有在此意义上才具有合法性，一旦脱离传统文化，个人主义恰好以民族国家为基础，“启蒙”不仅包括“救亡”，“救亡”还成为“启蒙”个体意识发生的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