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中，对物有其论述：“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春秋时期/2017：711)。《说文解字》说：“物，万物也。”(许慎，段玉裁，汉、清/1988：53)对物的诸多表述构成了“中国前现代思想传统用以描述现实生活经验和实存的基本概念”(赵强，2016：43)。物和人们对于自身的确认和表达有关系，人只有把自己置于物的体系之中，才能“认识自己的有限性，进而打开生活的视野”(赵强，2016：43)。物的研究在多学科的视野下各有展现，以西方传统人类学研究为例，物作为认识他者文化的重要途径，成为学者关注的重要对象，物和物质文化的研究由此形成人类学研究中的重要分支。传统人类学中所关注的物具有其显著特征，即物主要是作为实体状态而存在，当然，对物存在形态本身的关注也并非人类学研究最终的目的。通过对物的讨论，人类学指向的是和物有关的文化表征与对文化主体的界定。在这点上，与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对物的研究起点有异曲同工之处，即：“我们分析的对象不是只以功能决定的物品，也不是为分析之便而进行分类之物，而是人类究竟通过何种程序和物产生关联，以及由此而来的人的行为及人际关系系统。”(鲍德里亚，1968/2018：2-3) 在互联网和数字技术广泛渗入的当下，我们看到物的形态正在发生变化，不仅实存之物从现实生活搬移到网络世界中，而且还出现了大量虚拟之物。诚然，在过去的历史长河中，并非没有虚拟物的存在，但是，网络世界中的虚拟物是基于数字化技术影响下的产物。值得探讨的是，这些网络化的虚拟物关乎我们的日常经验与文化的建立，涉及到的是新的文化形式和意义生产的改变。从这样的角度来说，本文关心的问题是如何透过网络中的虚拟物去重新理解它们与人的关系？进而探讨以人类学体系为代表的相关领域中物的民族志的研究方向，以及对网络化时代虚拟物研究的启示意义。数字时代关于互联网的人类学式的研究已持续较长时间，除了对网络形态中新的社群、生活方式和文化事项等现象的关注外，很多分析多在田野空间的拓展、研究方法的推进和反思等方面着墨。相较而言在互联网研究对象的拓宽与挖掘上有所薄弱。因此，借助对互联网虚拟物的分析，可以厘清线上线下物的运转逻辑和变化，为阐释互联网时代下社会结构的深层变化及人与物的文化意义做出推进。鉴于此，本文无意通过对虚拟物的研究建立一个学科的边界，而力图通过物的存在环境或结构的变化，以某个切面去探究其背后的意义及技术与人的关系。 一、人类学脉络中的物及其对互联网人类学的启示 在西方人类学的研究传统中，物的研究有其重要意义，物的“使用及形态的差异性使物承载着更多的文化信息”(靳志华，2014)，通过对“实物背后所包含的‘人’的活动及文化过程”进行研究(庄孔韶，2002：153)，从而使“‘物品’来再现‘文化’”(庄孔韶，2002：153)。简单讲，传统人类学对物的研究主要围绕三个路径展开，即物的标识、物的交换、物的分类与象征。 从古典进化论学派开始，物被看作标识的存在。该学派凸显了以物为载体的生产技术和工具是社会发展的标志，认为生存技术的革新对社会生产生活具有重要影响(摩尔根，1887/2005：9-12)。美国历史学派学者弗朗兹·博厄斯(Franz Boas)提出历史特殊论，认为各地区有独特的发展变迁过程和逻辑，各地区文化受历史线索的影响和塑造(夏建中，1997：294)。基于此，之后克拉克·威斯勒(Clark Wissler)认为文化特质是划分文化区域的依据，当不同社群与不同文化特质重叠时，与之相对的不同团体在食物区域、织物区域、陶器区域等地理空间中被呈现出来(和少英，2003：36)。 伴随法国社会学学派、英国功能主义等学派的出现，物的交换研究路径也由此形成。勃洛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Kaspar Malinowski)对特罗布里恩群岛的“库拉圈”进行了考察，认为物的流动和交换不仅能够帮助人们建立错综复杂的内外关系并形成生存保障，而且能够满足人们在复杂的文化和社会运转体系环境中的心理需求(马林诺夫斯基，1922/2002：354-361)。事实上，已有不少人类学家围绕“夸富宴”进行过分析，如博厄斯最早呈现了“夸富宴”是不同于主流文化的一种交换行为，是个人经济实力与社会地位的彰显(苑国华，2006)。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认为不同居民在不同时期存有物资数量不一，“夸富宴”形成了地方再分配体制(哈里斯，1983/1986)。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认为“夸富宴”是一种“整体呈现”，其囊括了宗教、道德、法律、经济、社会形态(莫斯，1923/2002：19-22)。 物的分类与象征的研究路径在结构主义人类学、象征人类学和诠释人类学相继问世后出现。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强调不仅要关注社会表象或经验在表层结构中的直接传达，还要关注社会表象和经验背后所存在的深层结构，从而获得对事物本质的认知。列氏认为图腾作为一种由物种分类而来的象征符号，“是社会组织结构在观念层次上的映射”(周宗桑，2009)。玛丽·道格拉斯(Dame Mary Douglas)从分类和象征出发，认为宇宙被分为海陆空三界，并对应适当动物，当某一动物无法明确分类于三界时，则会被视为不敬神圣的亵渎之物和不可食的肮脏之物。而这种由象征分类体系所呈现的两端对立则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的思维逻辑，并深植于社会结构之中服务着社会和道德秩序(道格拉斯，1966/2008：3)。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对恩登布人仪式活动考察发现“奶树象征着社会组织的原则和价值观，更象征着恩登布人社会的统一性和延续性”(马佳，2013)。美国诠释主义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同样也从象征出发，对巴厘岛斗鸡仪式展开深描，发现雄鸡是具有正面意义的男性象征，斗鸡的中心圈象征着男性的声望与地位(格尔茨，1977/1999：484-485)。“巴厘岛的‘雄鸡’以及‘斗鸡’仪式，是整个巴厘岛文化表述与社会结构的象征隐喻”(吴兴帜，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