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缘起 气候新地缘政治是与中国国家形象紧密相连的气候新主张。气候新地缘政治(new geopolitics of climate change)认为，在全球面临气候变化的威胁时，是中国而不是美国成为世界地缘政治的中心。美国《外交杂志》刊载的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者摩尔(S.Moor)“气候变化新地缘政治”一文，摩尔认为美国一直以来反复无常的国内政治难以成为国际气候政策的支点。比之气候地缘政治(geopolitics of climate change)，气候新地缘政治之“新”以中国加入全球气候变暖的承诺与治理为主要标志，特别是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向全世界承诺我国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为里程碑。①气候新地缘政治以地缘政治理论中地理空间和政治权力两个基本维度为逻辑起点。从国家层面来看，目前人造气候正在威胁人类整体生存环境，使得二氧化碳排放权、脱碳化(decarbonisation)科技市场、国家安全和人类未来都变成地缘政治要素。传统地缘政治迫切需要变革，因为在应对气候变化带来威胁的现实需要面前，人类作为一个整体之合作的急迫性，亟待纳入新地缘政治的考量当中。②因此，气候新地缘政治是一种崭新的世界新秩序的政治话语，也会带来国家形象构成要素的新调整。 以气候新地缘政治理论为依托，促进我国气候领域对外传播理论的创新。有学者认为我国对外传播跨学科研究成果较少，国际传播理论框架严重内卷化。③为应对全球变暖，国际权力结构进行着深刻的重组，地缘政治研究在经历了国家有机体理论、海权理论、陆权理论和边缘地带理论后，又进入到气候变化领域。受到米歇尔·福柯知识权力、雅克·德里达解构主义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影响，产生了批判地缘政治学(critical geopolitics)为理论框架的开放理论体系。④随着地缘政治争夺目标转入到温室气体排放权为主要标志的新领域，进一步撬动以压缩碳排放权为标志的国际政治新秩序，产生了以气候地缘政治为批评对象的气候批评地缘政治(CGCC)，地缘政治研究走出了国家间地理学与国际关系情境化最初研究框架，“地理”具有了全球性、整体性的内涵，即受到气候变化灾难威胁时被迫为求生而团结在一起的人类社会之整体。⑤地缘政治理论的不断扩展与出新，是国际政治格局与国家现实需要的产物。正如陆大道院士所呼吁的那样，地缘政治研究要紧跟时代步伐，理论研究要准确把握国家利益所在，向国家提供更多前瞻性、全局性与思辨性的理论，服务国家发展。⑥气候新地缘政治中的国家形象重建，是打造和融通中外新概念、新范畴和新表述的新机遇，为对外传播美丽中国形象提供跨学科的理论支撑。 二、气候新地缘政治如何变革旧有国家形象之构建 气候新地缘政治对传统地缘政治中的国家形象进行重构。借助社会心理学对于国家形象的研究，气候地缘政治把国家形象构成做成两个基本维度：基于共同体(community)基础上的国际“合作”(cooperation)与“能力”(competence)。现有此类国家形象研究留有明显的冷战时期地缘政治的烙印，有学者把它归入刻板印象(stereotype)研究。赫尔斯帝(O.R.Holsti)发现美国国务卿杜勒斯(J.F.Dulles)对苏联的印象基本是不变的。⑦国家形象置于刻板印象的各维度亦是本研究使用的重要分析框架，其合理之处是有微观与宏观指标的有机结合：以政治心理学为基础、以国家实力为对象的认知、情感与行为等要素的结合。不过批评者认为它却舍去国家形象内在要素，比如国内(inter-group)形象与内部矛盾等。⑧气候新地缘政治国家形象构建基本维度中，最能代表其革命性的新维度是“合作”，摩尔认为这也是“一种地缘政治的竞争”，“合作”是解决气候变暖的关键，因为人类生存环境受到两极冰山融化、海平面上升、物种灭绝等气候暖化的威胁(S.Moor，2020)。产生灾难的原因是人造气候(anthropogenic climate change，简称ACC)，而非气候的自然过程。基于此，英国《自然》杂志以科学家组团投票方式确认人造因素地质年代新标识：“人类世”(anthropocene)。以此警醒工业革命以来、特别是二战以后，人类活动不断加剧造成的、从大气到地质的地球生态系统之人为改变。⑨ “合作”作为气候新地缘政治里国家形象的核心维度，基于对传统地缘政治的继承与发展。其重要理论来源之一为“立体地缘政治”(volumetric geopolitics)⑩，强调地缘政治的垂直与立体空间的安全，后进一步延伸到气候几何学(climate geometrics)，即关注人类整体生存空间的安全。面对气候灾难的威胁，基于人类为生存而斗争的整体需要，国际政治中有了对传统地缘政治——即以国土、海权与国家有机体论等为特征的扁平地缘政治(flat geometrics)秩序的批判与反思。全球合作以应对气候变暖是第一步，这是在国家形象方面把“合作”作为核心维度来考察的依据。另一方面，气候新地缘政治特别强调合作的紧迫性：《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发布的综合报告显示，根据联合国成员国现行承诺之责任目标，全球气温正走在上升2.7摄氏度的“灾难性道路上”；而《巴黎协定》中达成的1.5摄氏度目标已经太低，亟需全球性新合作与新行动。(11)正是因为中国即时参与全球气候变暖的合作，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Kevin Rudd)认为以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力争在最短时间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为“全新里程碑”；称赞中国加入全球气候治理以后，“气候变化越来越成为中国国家形象的重要亮点”，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即“中国气候领导力的地缘政治时代”。(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