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特朗普政府对华发动以技术意识形态化与战略遏制为特征的“数字冷战”①，促使人们正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内涵——在美国居于顶端的全球政治经济结构即帝国架构中，传播体系是组织、实施、维护、表征权力的基础设施，对权力在全球范围内的分配与流动发挥着直接的影响作用②。诚然，收集信息、生产信息、建构知识在任何时代都是权力得以确立与放大的手段，传播基础设施自19世纪中期以来亦成为塑造全球政治经济与信息秩序的关键要素③。但恰如詹姆斯·德里安(James der Derian)指出的，当前网络域以人机连接、高速传递以及全球性媒体为形态，使传播与技术具有影响全局的至关重要性④。自1980年代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运动陷入低潮，数字传播及其治理再次突破相对封闭的专业领域，成为影响全球秩序未来的关键枢轴。 在特朗普政府“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全球战略影响下，全球格局亦进入大国战略较量期，互联网媒介政治化加剧，中国努力形成新全球化方案。鉴于此，国际传播研究亟须廓清互联网地缘政治这个时代性命题，即互联网在地缘政治历史结构中扮演何种角色以及与传统地缘政治的异同。作为通俗提法，“数字冷战”概念于2013年由一家美国网络安全企业提出，为冷战思维与安全议程在网络治理领域的持续发酵提供舆论载体，并且在特朗普执政期间转化为一系列地缘战略行动。诚然，美苏对抗的冷战格局已不复存在，中美两极在数字经济与互联网治理领域的战略竞争也并不必然导致冷战，因此“数字冷战”作为一种概念建构具有争议性。但不可否认，大国权势交替已成为影响互联网政治的显著性机制，而数字传播领域的战略关系亦在极大程度上反向影响着形成中的国际新格局⑤。有鉴于战略竞争将是中长期进程，有待追问的经验问题是：守成霸权采用何种认知、意义与行动框架，来延续所谓的“帝国传播”，即对帝国架构起到支撑作用的网络体系及其文化传播？ 本文以阐发理论概念与检视经验趋势为双重目的。首先，基于社会—技术—文化复合体的理论前设，将网络媒介纳入世界体系的结构与周期中，以此界定互联网地缘政治及其所涉的历史结构、空间政治以及行动者属性。作为理论概念，互联网地缘政治超越媒介一元论，转而在媒介建构中识别结构与历史逻辑，为锚定中美技术较量以及特朗普执政遗产提供语境与依据。地缘政治话语则是地缘政治逻辑透过政治行动者形成的表征与实践，是探究历史性而非结构性视野下大国行动的另一个分析层次。随后的经验部分，以特朗普政府的网络政策话语为地缘政治话语样本，从媒介视角衡量其特殊性与延续性；借助政治话语理论与科学技术社会学资源，着重刻画互联网地缘政治话语中涌现出的新框架：即，在优越主义心理与政策偏好总体不变的情况下，特朗普政府显著地问题化“互联网自由”媒介叙事，建构并显现“安全威胁论”，以此伺机重塑可规制性互联网的长期走势。如弥尔顿·穆勒(Milton Mueller)指出，框架转移将催生新的政策行动，地缘政治话语亦是引导实践的认知框架⑥。最后，以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与网络安全框架为对象，分析与话语变迁相伴的实践逻辑，发现规制趋势，以此更好地理解并预测美国互联网全球战略，为中美关系提供分析路径。 一、全球互联网媒介：观念与物质的接洽 近年来，互联网地缘政治在政治乃至大众话语中频繁出现，但悖论地在传播研究中缺位。这从若干相关领域便可窥见一斑。主流互联网治理研究对地缘政治总体持回避态度。一方面，治理研究在规范性意义上反对在网络主权观念下建立网络治理，主张国家之于技术—市场—社会复合体的最小化干预；另一方面，其在分析层次上限于评估网络治理对互联网及网络传播的影响，但鲜少反思互联网如何支撑、折射、改变全球秩序⑦。在国际传播研究中，传统领域聚焦英美帝国传播史②，尚未容纳新兴大国与秩序转移的经验视角。进入数字传播时代，中国已超越中心—边陲的二分格局，国际传播研究也一定程度上去西方中心主义⑨；但是，中国学者总体以网络全球化冲击国家为逻辑起点，侧重考察舆论话语权重构⑩，却尚未从全球性主体视角关注互联网这个全球媒介本身的架构、属性、流变及效果。 当前，此种盲点已难以回避。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的广泛应用，互联网深度介入生产与交往，成为国内外变局中的重要枢轴，因而催促新的理论阐发。国际关系学者认为，技术诱发的巨大外部性已不可避免地导致互联网的制度化、地缘化乃至军事化(11)。这种对传播基础设施的重新审视，折射出新一轮对国际秩序属性的批判性回潮。自1980年代以来，后唯物论主导国际关系研究，甚至遮蔽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运动所批判的帝国传播与冷战物质史(12)。比如，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和奈(Joseph Nye)认为，信息时代的“软实力”不依托硬实力——传播渠道爆炸式发展使得传播能力的独占权不再是政治斗争的焦点，取而代之的是信息声誉(13)。但是，在后冷战时期，随着西方军事干预激增，其所展现的硬实力与锐实力令人难以回避；特别是21世纪以来，以遏制“他者崛起”为目的的新冷战，驱使批判学者重访帝国理论(14)。在帝国理论视野下，拉荻卡·德赛(Radhika Desai)指出，在国际共运以及反殖运动的压力下，美国主导的战后多边主义体系总体延续帝国主义格局下以西方为中心的悬殊秩序。为推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美国引导多边主义演变为“跨国资本主导的多边主义”，并辅之以世界主义意识形态。不无悖论地，美国虽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始作俑者，该进程却在美国国内加剧社会不均，在全球范围内造就多极、多中心、区域主义趋势，甚至孕育出中国等少数代表新秩序可能的反霸权力量(15)。由此可知，互联网既是资本主义多边主义的试验田，也是世界主义意识形态的社会技术表征，还是既有世界及社会秩序陷入危机的爆发点，始终内蕴着地缘政治面向。然而，主流国际关系研究终归以传统安全理论为诠释坐标，而批判国际关系研究也尚未对互联网“媒介”的特殊性、政治性以及可争议性展开专门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