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训诂通义理”指运用训诂方法对经典文献进行释义解读，从而深入阐发经典中的义理思想的学术路径。它根植于“小学”的历史传统，通过乾嘉之学的积极阐扬，成为中国训诂学的核心理念。戴震强调“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①钱大昕指出“训诂者，义理之所由出，非别有义理出乎训诂之外者也”，⑦都是对这一传统的经典表述。道咸以降，这一传统开始面临内在困境；20世纪以来，随着训诂学摆脱经学附庸的地位，其在中国语言文字学的学科框架中得到了“语言学化”的独立发展，“训诂通义理”的学术传统则不断失落。训诂学虽然保持了对文献语言解读的本色，但因缺失义理层面的学术意识，它已难以推进思想领域的深入研究，更无法激荡起时代性的学术潮流。 针对这一现象，不断有学者试图重新唤起“训诂通义理”的传统，强调中国训诂学应当延续并发展乾嘉之学的历史方向，把经典文献的思想解读作为研究重心，并将训诂学界定为中国的经典解释学；③与此同时，也有学者激烈批评乾嘉之学，反思“训诂通义理”的方法边界与学理缺陷。④我们认为，无论“延续”还是“批评”，都是对训诂学的历史与未来的深入思考，也都有学理上的关键不足，即未能自觉面对训诂学自小学独立以来的现代发展。首先，训诂学的现代转型取得了理论与实践上的重大推进，“训诂通义理”的重振必须建立在现代训诂学的高度上，不宜仍将乾嘉之学作为标杆。事实上，乾嘉之学中蕴含着这一路径的内在危机，只有对其深入反思才能推进“训诂通义理”的现代方向。其次，对“训诂通义理”的批评也要立足现代，以乾嘉之学为靶子来质疑这一路径的合理性，不免有刻舟求剑之嫌。在中国训诂学的历史发展中，训诂和义理从来不是二元对立的，这意味着语言和思想的辩证统一，也意味着“训诂通义理”的传统与新变之间的不断扬弃。因此，如何全面理解“训诂通义理”的历史脉络与发展困境，立足一百多年来训诂学在“语言学化”过程中的理论成就与实践积累，重新开启“训诂通义理”的现代之路，使其在以阐释学为中心的跨学科碰撞中获得更充沛的生命力，就成为推动训诂学未来发展的根本命题。 一、反思乾嘉之学：“训诂通义理”的传统与困境 开启“训诂通义理”的现代之路，必须基于深刻的历史反思。这一传统自何而来？它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脉络？其历史困境又源自何处？早在中国训诂学滥觞之际，训诂与义理便成了不可分割的整体。训诂学源自先秦古人的释义实践，包括对《诗》《书》《易》等经典的字词解释与文化释义。对经典义理的阐发是古人训诂的基本目的，它在本质上是一种解释行为；与此同时，在“正名”思想的影响下，训诂学形成了独特的释义原则，即以“名”（语言文字）为中心，在语言的整体关联中解释语言本身，这是它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解释行为的特质。⑤中国训诂学在其诞生之时，便已奠定了“训诂通义理”的基本格局：先秦古人对经典义理的说解，是通过对语言文字的训诂解释而展开的。 两汉是中国训诂学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伴随着经学的蓬勃发展，训诂学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汉儒训诂与经学义理密不可分，这是贯穿今古文经学的共同传统。自今文经学而言，董仲舒认为“名者，大理之首章也”，把以声训、形训为特点的语言文字解释作为把握天人之道的起点，彻底贯通了训诂和义理的关联。这一学术路径影响深远，用义理声训来探求命名理据、阐发经学思想的训诂方式蔚为大观，构成了两汉训诂学独具特色的历史风貌。自古文经学而言，《毛诗故训传》是两汉古文经学的开山之作，其中“故训”是语文解释，“传”是义理阐发，在“故训传”的命名中即体现出训诂与义理的统一。随着今古文经学的合流，这一路径不断发扬光大。许慎和郑玄是两汉经学的集大成者，也是“训诂通义理”的代表人物。许慎以汉字为枢纽展现汉语言文字的意义世界，在体大思精的形义体系背后蕴含着“探赜索隐”“知化穷冥”的义理追求；郑玄遍注群经，通过严密互证的经文训诂建立以《周礼》为中心的政教思想，为经学赋予了深沉的礼乐文明关切。 宋代是中国思想学术的重大转型期，理学作为儒学范式的根本突破，推动了“训诂通义理”的进一步发展。二程批评汉儒“牵于训诂”之弊，主要针对两汉章句的繁琐风气，而非否定训诂与义理的关联。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也是宋代“训诂通义理”的代表人物。他高度评价两汉魏晋的训诂经注，将经典义理建立在准确缜密的训诂之上，提倡熟读经文、详解字义的扎实学风，展现出极为精彩的训诂建树。在朱子看来，训诂是经学之基础，义理为经学之旨归，二者具有双向贯通的统一性。“只为汉儒一向寻求训诂，更不看圣贤意思，所以二程先生不得不发明道理，开示学者，使激昂向上，求圣人用心处，故放得稍高。不期今日学者乃舍近求远，处下窥高，一向悬空说了，扛得两脚都不着地！其为害，反甚于向者之未知寻求道理，依旧在大路上行。今之学者却求捷径，遂至钻山入水。”⑥只知训诂而不能探求大意，固为汉人之弊；至于“脱略章句，陵籍训诂，坐谈空妙，展转相迷”的空疏学风，其弊更甚于前者。朱子之学代表了理学的主流方向，折射出两宋“训诂通义理”的整体发展。宋人的经典阐释不断出新，无论经典新诠还是经义辩争，训诂与义理的结合都为儒学提供了发展动力；以《北溪字义》为代表的“字义”之学的出现，更为以思想范畴为中心的“训诂通义理”奠定基础。在“汉宋之争”的学术史叙事中，汉学和宋学的对立往往意味着训诂与义理的冲突割裂。事实上，只有立足训诂与义理的统一性，才能把握汉宋学术的历史全貌。在由汉及宋的发展过程中，“训诂通义理”形成了自身的基本特质——经典性、思想性与前沿性，训诂学指向了对经典思想的深入探讨，成为儒学推陈出新的重要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