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引言 国家治理现代化成为近年来中国政治经济生活的一个重大课题，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需确保国家重大政策措施和宏观调控部署得到有效贯彻落实，规范政府、市场、企业、居民等不同治理主体的生产生活行为。然而，政策执行难是一个国际难题，在政策执行过程中，难免会由于既得利益者的阻挠、滥用信息、曲解误读等导致政策执行出现偏差，难以实现既定的政策目标。政策目标的落实，需要制度化的治理机制有效推动，破解“好经被念歪”“政策执行难”的良好机制即为政策落实跟踪审计。政策落实跟踪审计聚焦重要性高、涉及面广、资金量大、落实困难的公共政策和项目，聚焦政策不落实，项目不落地，衔接配套难等问题。 脱贫攻坚中落实过程中，中央财政力度不断加大，从2016年的667亿元，增长到2019年的1260.95亿元，实现近90%的涨幅。2016年发布的《审计署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扶贫审计促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政策落实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指出，沿着政策和资金两条主线，抓好跟踪检查扶贫相关政策落实、着力揭露查处重大违纪违法、监督检查扶贫资金绩效、监督检查扶贫项目建设运营、揭示反映体制机制制度性问题。在《意见》指导下，扶贫审计工作有序开展、不断覆盖，取得了显著成效：从2017年一季度开始至2019年四季度，累计审计了700个贫困县，涉及15784个项目、2285.43亿元资金。 综上可以看出，在脱贫攻坚中，呈现出财政扶贫资金投入力度大，扶贫审计力度强、覆盖面广的特点。那么，政策落实跟踪审计能否发现政策执行不到位，项目安排不规范与资金使用不合理等问题。为解决以上问题，本文基于《国家重大政策措施贯彻落实情况跟踪审计结果》公告（以下简称“审计结果公告”），手工整理扶贫政策落实跟踪审计结果公告、季度数据以及案例，对比审计署《意见》的内容和扶贫政策，针对扶贫政策落实跟踪审计的发展、效果和完善展开研究。首先，梳理扶贫政策落实跟踪审计相关文献，发现已有研究尚未形成逻辑一致的理论体系；其次，根据审计结果公告，对扶贫政策跟踪审计成果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从审计的内容、方法和协同3个方面，构建扶贫政策落实跟踪审计的体系框架；再次，基于《意见》内容，分别从审计的目标、结果和效果3个方面展开分析；最后，归纳拓展扶贫政策落实跟踪审计方法，通过大数据分析，确定绩效评价基本流程，并构建定性和定量模型，进一步提出协同整合各类审计资源。 1 扶贫政策跟踪审计文献综述 通过梳理国内外扶贫审计相关文献发现，学者大多围绕扶贫绩效审计展开。我国扶贫资金审计主要存在覆盖范围局限，资源整合不到位，审计力度和深度不够，以及公开透明度低等问题。Becker DeFond M认为定期开展扶贫项目审计，不仅能够有效改进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的成果，还能促进政府工作效力的提升和公共服务的优化。扶贫审计重点关注的是扶贫资金绩效，我国扶贫资金审计在目标、内容、方法、成果利用、信息公开、制度建设等方面存在不足。 已有关于政策落实跟踪审计的研究，主要体现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理论方面：对政策落实跟踪审计执行效果进行探讨，并提出评价指标体系；此外，从政策落实跟踪审计定位、目标、内容、具体方式等维度展开研究。实践方面：主要围绕政府投资项目全过程跟踪审计，扶贫政策、稳增长政策、抗震救灾以及重大突发性公共事件的视角对政策落实跟踪审计效果进行评价。 已有学者对扶贫资金审计展开了有益研究，主要聚焦于扶贫资金收支审计和绩效审计。胥毅认为，扶贫政策落实跟踪审计的工作重点在于，积极完善财政资金统筹使用，医保救助制度建设。王帆等将政策跟踪审计的项目评估与事后绩效评价相结合，结合扶贫政策案例，在实践层面构建了扶贫政策跟踪审计的评价指标体系。刘国城和黄崑认为，审计模式由静态化制约转向常态化跟踪，审计的自身制约和外部瓶颈，迫切需要寻求审计主体的多元协同。颜盛男等首次较为系统地研究了扶贫政策跟踪审计的内涵、主体、目标和客体，并构建扶贫政策跟踪审计的问责体系，并探讨了问责体系效率的路径。李晓冬等发现扶贫政策落实跟踪审计无法实现审计过程全覆盖的现实困境，并存在“跑冒滴漏”和“精英捕获”等腐败现象。 此外，政策落实跟踪审计方法研究方面。政策落实跟踪审计数据大，且呈现碎片化，既有结构化数据，也有非结构化数据。因此，周汉强通过SQL语言实现数据比对；陈伟通过爬虫技术，发现政策执行过程中的违规；杨博霞利用无人机航拍，Google Earth等技术，实现审项目的定量与定性分析；刘国城和黄崑运用熵权评价方法，阐释政策落实跟踪审计评价机理；杨柔坚等、闫天池和于洪鉴将大数据、爬虫以及文本分析等方法，应用于政策落实跟踪审计中。 综观国内外相关文献，仍存在以下缺憾：第一，既有文献对扶贫政策落实跟踪审计的研究，主要限于财政收支审计，过于关注扶贫资金收支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合理性，而对国家各项扶贫政策贯彻落实情况跟踪审计的研究仍显不足、研究不够充分，未形成逻辑一致的理论体系；第二，既有相关研究因缺乏经济理论和政策评估理论的指导，导致扶贫政策绩效的量化评估不足，进而难以科学反映扶贫政策效果；第三，由于对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与准备不足，无法充分整合审计资源，全面覆盖审计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