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引言：外译理论——译介学研究的最新发展 2020年4月22日，译介学创始人谢天振教授因病辞世，遽归道山。学界在痛悼谢天振教授的同时，尤为注重回溯译介学理论对中国翻译研究的促进和滋养。译介学研究发轫于20世纪80年代，始于谢天振教授对翻译文学的关注，以其发表于1989年的《为“弃儿”寻找归宿——论翻译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为起点。此后数年，随着《翻译文学——争取承认的文学》《论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等论文陆续发表，译介学的学理基础逐渐夯实，理论专著呼之欲出。在此期间，谢天振教授于1992年至加拿大访学，接触和研读了“翻译研究派”（Translation Studies）代表人物的论著，发现自己的研究主张与他们所倡导的“描述/系统”范式“不谋而合”（谢天振2019b：4，2020：3，2021：7）。1999年，《译介学》出版，系统的译介学研究框架就此诞生；2020年，谢教授生前最后一部译介学研究专著《译介学概论》出版。纵观译介学30多年的发展，其早期核心概念如“创造性叛逆”“翻译文学”“翻译文学史”等，不仅在翻译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也在讨论和商榷中得到了持续的发展和完善；而其后期的一些最新成果，如翻译的重新定位与定义、中西翻译史整体观、文化外译理论等，尚未得到充分的评述和利用。本文拟集中探讨译介学外译理论的发展，对其范式谱系、研究贡献、适用范围等作一评述，并对可能产生的问题加以厘清，以期翻译研究界能更为恰切、准确地认识和利用这一理论资源。 译介学从比较文学视角切入翻译研究，早期主要讨论对象为国内翻译文学，对于外译现象关注较少。谢天振教授（2019b：9）曾追述，“当初我写《译介学》主要是要解决翻译文学的地位及其归属问题，对翻译过程的研究也主要与‘译入’有关。译介学涉及的其他问题，包括文化外译问题，我是在之后的文章和著述中展开的”。诚如其所言，自20世纪末的《译介学》问世，至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译介学相关专著和系列教材，如《译介学》（1999）、《翻译研究新视野》（2003）、《译介学导论》（2007）等，基本均不涉及外译现象的讨论。谢天振教授对于外译现象的关注，以及相关理论的探索，自新世纪的第一个10年开始酝酿，主要体现为他对于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建言，以及对有关个案的反思；在第二个10年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译出问题”“时间差”“语言差”“逆势译介”“外译因子”等理论概念与假设；最终，2020年出版的《译介学概论》加入了“译介学与文化外译理论的探索”专章，外译理论被正式纳入译介学研究框架，得到较为集中的呈现。 尽管外译理论已在事实上进入了译介学研究的框架，但从元理论层面进行观察，仍有如下问题需要厘清：（1）译介学以“创造性叛逆”这一纯粹的描述性概念作为其理论大厦的基石，其区别性的研究方法论特征即描述性研究；而外译问题则基于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现实观照，一般具有较强的应用性特征。有鉴于此，译介学外译理论如何从学理上嵌合于以“描述/系统”为范式特征的译介学研究体系之内？（2）如果译介学外译理论与译介学的整体研究范式相吻合，其在何种层面和意义上体现了译介学对于翻译研究的最新贡献？（3）译介学框架中的外译理论，对于认识外译现象的普遍规律，以及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现实诉求，在何种意义上带来了新的启发？换言之，在上述两个不同研究层面，应如何认识和利用译介学外译理论的相关资源？ 对上述问题进行回答的过程，也正是厘清译介学外译理论的本质属性，讨论其话语维度和适用范围的过程。我们将一一进行探讨。 2.译介学外译理论的发展脉络、具体内容和学术定义 我们在引言中简要回溯了译介学研究从早期基本不涉及外译问题讨论，到最终将文化外译理论纳入其研究框架的过程。在此，我们对译介学外译研究的发展脉络作进一步详述，并以此为基础，对译介学外译理论进行学术定义。 2.1 译介学外译理论的酝酿和准备：战略建言和个案反思 如前所述，自20世纪末《译介学》问世，至21世纪第一个10年，译介学相关专著和教材基本均不涉及外译现象。在此期间，谢天振主要以报刊文章和访谈的形式，针对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整体战略和相关个案提出了一系列建言与反思。2005年，他在《文景》发表《谁来向世界译介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2010年，他在《东方翻译》发表《今天，我们如何纪念杨宪益先生》，并参与《上海采风》组织的访谈《著名翻译家倾谈“文化走出去”》（赵芸等2010）。此后，他在《中国文化报》《社会科学报》《中国社会科学报》等平台反复阐明相关主张，如2013年的《译介文学作品不妨请外援》《中国文化走出去不是简单的翻译问题》，以及2014年的《中国文学“走出去”不只是一个翻译问题》，等等。 上述文章和访谈按其内容可分为两大类：（1）关注中国文化外译的行为主体、运作方式等问题，大力提倡与国外汉学家、翻译家以及出版机构合作，并提出以下具体设想：设立专项基金，资助和鼓励国外译者；开设“翻译营地”或“工作坊”，为译者提供较好的工作条件；邀请国内学者协助国外译者开展翻译工作，等等。（2）对葛浩文英译莫言作品等相对成功的外译案例进行讨论；引述其指导的几位博士生的研究成果，对《红楼梦》英译、“熊猫丛书”、《中国文学》杂志等中国文学外译个案进行反思。
